(二)
列城位于印度河东侧,章拉山口南麓,一出列城就要爬过两座大山,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只有新疆马能够适应高山驮运。尽管如此,在翻越喀喇昆仑山冰川时,还是不得不雇用当地牦牛500头,帮助马队越过高峰。
途中无数的考验,都被陆振轩记录在日记中。
驮队中,每个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陆振轩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驮队中没有人再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
第十二天,驮队到了海拔5368米的西塞拉山口。“离西塞拉山口越来越近,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沿途可见血迹斑斑,木沙说: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它的鼻子出血,给它减压才行。”
陆振轩写道:“冰川在光线的照射下发出刺人的白光,使人的眼睛涩涩发疼根本睁不开。行走在冰凌上,人的眼前不时出现黑晕,我们赶忙戴上了保护镜,驮工们也赶快用牦牛毛绑在眼镜上保护自己的眼睛。据说一些驮工被雪光刺伤眼睛,就得了‘雪盲’症。在刺骨的寒风中,人被风吹得站不稳,驮马队不敢停留。”
当他们艰难地登上喀喇昆仑山口后,尽管海拔很高,缺氧、疲惫,但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们即将跨入国门。陆振轩在日记中写道:“这次驮队拉运抗战物资,木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
1944年11月8日,驮队开始翻越桑株达坂。驮工总领队木沙在攀爬第一个山梁时,由于高度缺氧和身体衰弱,年过50的他不幸摔倒在数米落差的岩石上,当场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陆振轩守着木沙的尸体,迟迟不肯离开,他跟同伴说:“假如我也倒下了,就算我为抗战做过最后的努力,但是轮胎一定要运出去,踏探记录一定要带回去。”
(三)
此行全程675公里,沿途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靠近终年积雪和冰川的地方,就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路途艰险,马队用了27天,日行8小时,每天平均走30公里,于当年11月10日到达叶城。辗转周折,总算开辟了一条国际驿运路线。
次年7月上旬,交通部滇缅公路局昆明局工程师白生良带领第二批马队回新疆。据他回忆,一早出发后就沿列城后山爬坡,在几乎呈40度的山坡上走“之”字形小道,路边见有死马遗骨和冰块,到达山口后立即下山,他骑的马失了前蹄,幸亏被马夫牵住才避免摔下马。
据白生良回忆,有一天马队到达预定的宿营地后,他的脉搏已经跳到每分钟140多次,吃不下东西,而宿营地之前有水的地方也没水了,大家挖了好几处坑才挖出一些泥浆水,人畜凑合着过了一晚上。
至抗战胜利,我国海岸路线开通后,这条线路的驿运才宣告结束。通过这条国际驿运路线,共运回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油袋588件,呢料63捆和各种医疗器械等抗日物资。“东西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抗战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发挥了很大作用。”刘向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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