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胡焕庸线”（2）

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而是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上的平衡

当存在统一、效率与平衡之间的冲突时，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把平衡这个目标替换一下即可，即不追求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而是谋求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实现全国各地人均收入的趋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收入超过大约6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即区域间人均收入逐渐走向平衡。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刚超过6000美元。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市场有一个自然的调节机制，只要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平衡发展最终可以实现。

因此，尽管美国78%的人集中在3%的国土面积上，但美国各州的人均GDP几乎相同，这意味着，人均产出基本实现了平衡。中国目前还远未达到这种平衡，尽管人口也集中在东部以及沿海地区，但东西部之间、各省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明显。中国长期存在对人口流动的制约，使得没有办法实现像美国人口分布和经济分布之间协调的发展，这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的差距很难缩小。

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是必然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的人口都是高度集聚在少数地区的。美国集中在纽约东部、芝加哥周围和西海岸，英国集中在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地区，法国则集中在巴黎周围，日本集中在东京、大阪和横滨地区。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埃及、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大国的经济也非常集中。这是经济规律。

再看中国，1935年，胡焕庸教授画线的时候，直线东南边占有中国约96%的人口，35%的国土面积。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小组的研究，在2000年，线东南边占有94%的人口和96%的GDP。由此我们可得出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线两边人口的比重经过80年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第二，线的东南边集聚了94%的人口和96%的GDP，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看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人均GDP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平衡的。在线东南这部分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和以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存在明显发展差距，上海的人均GDP大约是贵州的7倍。尽管线东部集中了中国约96%的GDP，但这一广大区域内经济的聚集程度相比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低的多。

上文我们讲到统一、平衡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如果现在选择统一和平衡(在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意义上)，一定会损失效率，即三个目标当中一定要放弃一个。在统一的国家中，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那些没有流动起来的人口也需要公共服务和就业，所以需要给他们增加投资。问题是当人没有真正流动起来，在欠发达地区盲目进行生产性的投资，效率就会比较低。

现在全国各地有一个现象，不管在哪一省，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开发区。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计，如果把全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加起来，将达34亿。如果每个地方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去建设，结果一定是大量的城区会闲置，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会过剩。更进一步，地方政府投资所用的资金大都是借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借债的利率是10%，有些地方高达14%。这就是当前的现状。

笔者曾经利用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效率的变化状况。2003年之前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加快，200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下降了。2003年是政府把建设用地指标大量配往内地的时候。另一个效率指标是配置效率，基本上也是2003年是拐点，2003年之前是改善的，2003年之后是恶化的。如果把这个企业样本分成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拐点仍然基本上是2003年，越往内地配置效率恶化越明显。如果看国企和非国企，则国有企业的配置效率恶化得更快；看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由于出口企业面临竞争，其配置效率是持续改善的，而非出口企业的配置效率在2003　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恶化。

中国的房价上升趋势在2003年之后非常明显，这和2003年以后的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2003年以后开始限制东部的土地供应，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更多地进行配置。由此，中西部可以建设的土地更多，建了大量开发区，但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企业，导致中西部地区以零地价进行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配送商业地产开发权。在中国的东部限制土地供给，而人口却不断流入，结果造成房价快速上升。相比之下，中国东部房价上涨的速度比中西部快得多，而且房价上涨比工资更快。对于内地的劳动力而言，向东部流动的积极性减弱，东部劳动力的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则会进一步抬高。中国东部今天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像政府想像的那样往内地迁移，很多企业实际上在往周边其他国家迁移，主要因为周边其他国家工资成本更低，也有港口。而中国内地因为缺乏港口，运输成本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