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胡焕庸线”（3）

中西部地区应着重发展自己拥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这样人口可能会减少，但人均收入会提高

从政策方面来看，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如果继续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控制人口的话，就会导致二元社会长期存在，甚至大学生也会面临户籍身份的歧视。用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在没有上海市户籍的人口里面，大学毕业生占到15%，这部分人占到大学以上劳动力人口的30%。也就是说把分母换成大学以上劳动力人口的话，30%是外地人。中国现在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连大学生这个群体实际上都排斥。

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显现，政府应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具体来讲，特大城市的政策宜疏不宜堵，应该以增加供给为主，调控需求为辅。另外，应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来增加供给，规划上应该强调都市圈。城市内的空间规划问题更严重，即职住分离。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就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在市中心，但是人口居住的地方在郊外。公共服务与地方区域财政挂钩，结果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也集中在市中心，居住的地方与公共服务和就业都是分离的，导致了长途通行，加剧了城市病。这个本身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一个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问题。交通应该更便捷，特别是在城际铁路和长途地铁方面。环境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现在很多人容易把中国的环境问题、雾霾问题与人口密集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大的思维误区。伦敦、东京、洛杉矶也是人越来越密集，但是它们的环境总体上来说越来越好。人多的时候应该调整产业结构为以服务业为主，同时交通以步行与地铁相结合为主，这样环境就可以逐渐得到改善。另外有两大需求需要解决。一是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尤其是老人的社会保障；另一个是公共服务跨地区均等化的实现。这两方面同时解决，可以让一部分人搬迁出去。

当然，并不是主张不再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发展是大城市发展的结果，大城市发展以后会带动中小城市。当人口大量从农村、小城市迁往大城市时，从环境角度来讲对中小城市是改善的，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未来中国的平衡发展应该是实现两个层次:第一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层次，与美国的情况一致。第二是考虑到大城市生活有实际成本，每天上班可能单程要一个小时，这些成本考虑进去以后，实际上大城市的生活质量没有比中小城市高很多。但是居住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人口进出同时存在的过程。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是进入大城市的人比出去的人多，这是净流入的概念。

中国内地应该如何发展？总的来说中国人口肯定还是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集中，包括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比如重庆、武汉。一部分地区人口有进有出的条件下还是需要承接制造业，中国承接制造业的地方主要是中部，因为中部有长江黄金水道，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

对于广大的内地区域，可以像美国中部那样进行发展。以土地为主要投入品的农业、以矿产为主要投入品的自然资源产业以及以文化和风光为投入品的旅游产业，这三大产业核心投入品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不能动的，而内地在这方面就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这些产业的过程中人口也会逐渐减少，人均收入就得到提高。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未来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到东部；另一个措施是建设机场、高铁等，增加旅游机会，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

绝大多数产品要靠海运，但是也有例外。一个例外是芯片。芯片体积小、附加值高，所以可以在内地生产，用航空运输。另一个例外是软件，它用网络运输，也可以在内地进行生产。再如呼叫中心，只需要打电话，更可以往内地迁移。这样的产业不一定要布置在地价贵的大城市。这就是市场经济，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接下来是要发展有优势的并以内需为主的产业，例如浙江的横店。横店已经从一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城市，这是因为横店主要是服务内需的。

因此，不是说不要去发展内地，而是说不把内地的发展建立在人不能自由流动的基础上，那一定会带来内地效率的下降和债务负担的增加。政府应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改革，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应依据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也已经开始提出未来土地资源配置要跟人的配置一致起来。对于内地，一方面，不能盲目投资建厂和对企业实施保护政策，另一方面财政转移应投入到有回报的基础设施上，比如产品从内地运出来和人进入内地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加大对欠发达省份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因为人口流出以后公共服务的提供会受局限，难以依靠地方财政支撑。教育和医疗与前面讨论的产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基础设施投资固化以后可能会有坏账出现，但是人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流动。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提高，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会向收入水平最高的地方流动，收入水平最高的地方实际上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