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也是侵略者在中外记者会上公开宣布要彻底炸毁的教育机构。抗战的烽火淬砺了南开，新生的南开堪称近代以来中国高校发展的一个缩影。

南开大学因爱国传统而罹难

南开大学是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办的，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国传统。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之耻，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张伯苓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南开大学开办之际，五四运动方兴未艾。首批入学的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学子，积极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此后纪念五七国耻、声援五卅运动、声讨三一八惨案等爱国行动中，都活跃着南开学生的身影。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国言行亦予支持，五四时曾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吁请释放被捕学生。1927年，他赴东北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津后组建满蒙研究会（翌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开展东北三省实地调查，搜集日本侵华罪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召集全体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师生们随后组织了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啦啦队在全场观众和日本领事面前打出“毋忘国耻”等旗语，更是成为激励国人的爱国壮举。

1935年华北事变后，平津危急。包括南开学子在内的天津学界为响应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大游行。全体300多名南开大学学生还乘火车南下入京请愿，被阻沧州时，同学们在天寒地冻中忍饥挨饿、坚持斗争，向车上旅客和车站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连教育部前来劝阻的特派员亦被感动落泪。《大公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不知道要感动全国多少人！南大此次是单独行动……我们盼望诸君，常能给学界表示模范的精神与行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南开教师在坚持为国育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实现着报国救国之志。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化工系的技术支持下，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了利中制酸厂，打破了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极大振奋了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士气。南开经济学人还在天津《大公报》创办《经济周刊》，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其中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有力揭露了日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论调，实质是“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品”。

南开的爱国教育和行动，对张学良将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沈阳作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对时局感到前途渺茫的张学良听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1930年底，张学良应张伯苓之邀视察南开大学，讲话中提到了14年前的那次演讲，说最令他感动的就是“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这一句，自己“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还接收了大批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予以尽心培养。

南开师生的爱国行为，使日本侵略者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7月29日凌晨，南开大学受到日军炮火袭击。午后，几十架日机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数个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30日下午，日军继续炮击南开大学，并派出骑兵百余名及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经此劫难，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13000余斤刻有《金刚经》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