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2）

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愈益奋励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张伯苓即在庐山国是谈话会上讲：“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被毁不到月余，张伯苓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牺牲时年仅26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南开被毁，举国震怒，举世声讨。如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正告日寇所言：“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南开大学被毁后，很多进步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分赴各地参加抗日斗争，其他师生也都辗转南下，加入与北大、清华两校合组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学校奉命再迁昆明，两个月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却能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西南联大期间，出现过3次较大规模的从军热潮。南开在联大三校中虽办学规模最小，但也有很多学生投笔从戎，包括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申泮文，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1940年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查良铮（笔名穆旦），以及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8年壮烈殉国的何懋勋烈士。

何懋勋爱好文艺，擅长演讲，在校期间曾组织诗社，出版诗集。他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投身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何懋勋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读书，并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3月，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鲁西北参加抗日工作，任游击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8月，何懋勋率领的武装宣传队陷入日军重围，他在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1岁。聊城民众为何懋勋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并立碑纪念。他的同学刘兆吉一年后创作两幕话剧《何懋勋之死》以示缅怀。在1995年所立西南联大烈士纪念碑基座镌刻的15位英烈中，何懋勋名列首位。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召集人唐际清在致辞中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