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3）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

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一切革命斗争的发展进程，总是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状况紧密相联的。党的自身建设当然始终受到倾力关注，有关的理论创新自然也尤为突出。这里仅就三个主要关节点窥其一斑。

首先是1939年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它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首次面对抗战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回答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这就规定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二是指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正确处理党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这条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建设的功过成败也要以是否正确地处理了这种关系来衡量。三是揭示三个主要法宝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三个主要法宝即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四是阐发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重大意义，把这称为“伟大的工程”。以上这些表明党已从幼年走向成熟。

其次是1942年开始的三年延安整风。 在整风文献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中，从中国的国情社情党情出发，认定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号召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提出“思想入党”的现实命题和“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重大论断，正式确立了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奠定基础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这是使党更加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首要前提。

再次是1945年党的七大。七大是在延安整风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上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即将到来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使命和当前及战后的任务与政策，尤其是首次明确地概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把它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一切，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上述三个关节点，是邓小平这番话的主要根据所在。

五、关于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理论

恩格斯曾说过，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我们党从建立起，特别是1922年二大以后，不止一次地宣布过党的政治纲领，即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走向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抗日时期，面对各类不同人物对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质疑、歪曲和攻击，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特意重申和深刻阐明我们党的政治纲领。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篇文献中。

一是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一方面驳斥鼓吹“一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空谈主义， 同时又驳斥借口共产党赞成以“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叫嚣“收起”共产主义的顽固派，明确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他并且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混淆，提出应把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二是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他严正申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这就是我们党“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我们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