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4）

六、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是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和社会。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以往相关论述基础上对此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系统、集中地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区别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又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又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尤具新意的是，毛泽东首次对“国体”和“政体”的内涵作出简明而准确的界定：“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讲清了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的问题。结论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只是“节制资本”。共和国在农村中将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据此，必须打倒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旧的反动文化，建立在观念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为它们服务的新文化，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总结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七、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

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这一表述，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实质是一样的，讲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也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他针对以往党内屡犯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教训，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竞赛，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对此作了更为集中而精当的阐发。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高干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还存在不注重研究现状和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很大的缺点。学习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也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这一年，他在研读苏联哲学家的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的批注中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当然是指“有的放矢”的理论家，而不是“言必称希腊”的所谓“理论家”。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再次强调“结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分析批判，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高度对“结合”命题作了有力论证，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在4月24日的七大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又深入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把它列为全党必须坚持的三大作风之首。

以上七个方面是我们党在抗日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而其核心是第七个方面。“结合”是个大命题，总命题，中心命题和根本命题。其他几个方面理论都是“结合”的体现和硕果，最终都可以归结于“结合”。有赖这一“结合”，中国革命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式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可见在党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创立过程中，在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从逐步形成发展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过程中，抗日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时期。这些独创性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既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又为嗣后实现“第二次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设了必要前提，其中许多基本原理和原则迄今仍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浙江省社科联原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