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公平亟待深度范式转型（3）

三、“就近入学”的政策升级：中国教育公平亟待“差异补偿”和“实质公正”

因先赋性因素而被搁置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孩子更应该有理由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实现国家对其不利处境的差异补偿，否则他们很难在与同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竞争规则和运转轨道中取得成功。一方面，义务教育资源在不同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不均等是国家历史行为所导致的，而就近入学又进一步以机会公平的方式强化了底层群体对这种不均等教育资源的主体性确认与接受，但这种教育资源不均等的直接后果却要以底层个体被过早淘汰出教育上升轨道而导致阶层固化的命运来承担则显得过于残酷；另一方面，因先赋性因素而被搁置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空间中的孩子们，其家庭本身就缺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乎没有书籍、艺术品、旅游的经历，没有机会接触媒体，没有经济条件让他们能够择校或者跨学区就读，没有社会关系让他们能够实现户口迁移从而合法地跻身优质学校就读。[5]在文化遗产继承方面，他们也无法在家庭中产生交互作用，从而从父母那里掌握与其他中上阶层家庭子女相一致的智力工具，但他们又面临着和其他社会阶层、其他行政区划序列空间中的孩子一样的高强度统一竞争。显然无论底层的孩子如何努力，他们也不可能在这条促进阶层上升流动的教育轨道中有所突破，因此“就近入学”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公平，而并非一种实质上的质量公平。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统一化的教育筛选规则，实施合理有效的分层评价制度，那么底层循环还将长久持续，而城乡教育一体化改革也将始终处于形式层面的资源配置层次而难有深层突破。

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底层家庭大部分选择了像杨光家庭一样的做法，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学校就读，但这条路结构化地注定了底层再生产之路。也还有部分的底层家庭会选择像张小理监护人一样的做法，试图通过个体化选择性的抗争之路来冲破结构式的底层循环命运，笔者无法预判在这条路上张小理们改变阶层命运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却知道在这条路上行走得有多难。张小理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庭年纯收入仅有2.5万元，但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即承担小学每年6000元的学费和寄宿费，到初中开始为8000元的学费和寄宿费，再加上张小理个人的生活费和日常开支，这条试图冲破阶层循环命运的教育抗争之路几乎要花掉这个底层家庭年收入的一半，这与杨光“就近入学”所享受到的“两免一补”政策相比，无疑要艰辛太多，但这样的投入也仅仅换来张小理可能入读寿镇中学这样的乡镇普通高中的回报。因此，更多的底层家庭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杨光式顺从的底层循环之路，因为要冲破底层的阶层边界对他们来讲实在太过于困难。

义务教育的核心是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如果“就近入学”意味着教育的机会公平，那么这种机会平等无疑需要进一步向纵深的质量公平发展，进一步凸显“差异补偿”和“实质公正”，从而确保义务教育的当事人在等级层化了的中小学布局体系内就学与先赋性因素无关，从而防止因为教育资源本身的配置不均衡导致处于底层空间的孩子只能接受弱质教育而注定无法逃脱底层再生产的命运。在这种貌似公平的“就近入学”政策背后事实上隐藏了结构性的底层复制逻辑：一方面，大多数底层家庭无力通过个人实现教育选择，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被结构性配置的教育资源，但这些被结构性配置的教育资源却因为各方面的弱质而注定无法使底层孩子与其他社会阶层孩子在同样的教育竞争轨道上一决高下，他们注定是被教育筛选分流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底层家庭采取了个体化抗争的行动策略，但这种个体化抗争行动策略的背后导因是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寡，如果家庭内部不重视教育、没有可以支撑的经济收入、没有必要的社会关系，底层家庭也只能在“就近入学”的温婉机会公平政策下眼睁睁地看着可被预见的底层循环。

文中人名、地名均属化名，对为笔者在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参考文献：

[1]郑磊，王思檬.学校选择、教育服务资本化与居住区分割[J].教育与经济2014，(6)：25-32.

[2]胡君进.学校与规训社会的诞生[J].重庆高教研究，2014，(5)：34-41.

[3]陈卓.教育场域中的惩罚与欺辱：一个比较的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4-120.

[4]邬志辉.大城市郊区义务教育的空间分异与治理机制[J].人民教育，2014，(6)：9-14.

[5]王玉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J].江淮论坛，2015，(2)：132-140，15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