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有效性与体制转轨：中国经验解读（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增强国家能力的根本保证

中国能够保持强大有效的国家能力，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与通过议会民主制实现国家能力恢复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不同，也与实行总统民主制但未能防止国家能力衰退的俄罗斯等国相区别。这两组国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多党民主制并不必然保证国家能力的有效性，更不必然带来改革发展的成功。而中国的经验则证明：我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可以保证强而有效的国家能力，从而稳步推进改革发展。这构成了破解前述转轨理论研究之谜的基本逻辑思路。

保证国家能力有效性所必需的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具有充分的管理能力，其次是这种能力得到恰当运用。一党执政便于保证前者这不难理解，但它如何来保证后者呢？从理论上说，一是提高执政党“认知能力”，以避免权力误用；二是实现奥尔森所称的执政党与社会“利益共容”，以防止权力私用。具体的实现途径，既包括诺思提出的政治精英在社会制度博弈中的学习与认知过程，也包括麦迪逊强调的权力赋予与权力制约相平衡的制度建设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恰恰进行了并不断完善着这种学习认知与机制建设过程。

就学习认知而言，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与社会各界逐步互动过程中，经过对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更早时期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审慎研判，形成了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危机意识，强化了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感，从根本上坚定了领导国家变革的思想、路线问题，并驱动整个政治体制服从于这一基本方略，保证国家能力有效地运用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改革中不乏“草根阶层”自发冲破旧体制“藩篱”的行为，但是中国真正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实际是由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其次，执政党在如何推进改革的具体政策上也经历了摸索、学习、试点、纠错过程。转轨固然由政府统一驾驭，但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自于政府对社会各方面自发性体制创新的认同、鼓励与总结推广。对于由于经验缺乏或认知偏差而出现的一些政策失误，执政党也能够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总体来看，执政党对于市场经济的学习认知，保证了政府能力强而有效地用于推进改革发展。

就制度建设而言，中国30多年来也进行了诸多旨在“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执政党内部和外部加强了竞争与监督机制建设。例如，领导人终身制的废除，各级官员遴选的逐渐程序化，中下层乃至平民出身的政治精英进入党政领导集体甚至核心领导层的机会以及参政议政的机会都在增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各种新增设监督机构连同人大、政协两大立法与政治协商机制职能的不断完善，也都在增强“权力约束”的效能。再如，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政府运作层面实现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灵活模式，既保证政令通达、又激励地方积极性，从而在当今世界大国中能够以不同于通常“联邦制”的独创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运用与权力制约关系。此外，相当程度上的舆论开放与监督功能的发挥，也与正式制度起着互补性的权力制约作用。这些正规与非正规的制度建设，都是在执政党领导之下进行的，这确实与西方多党制政体不同。但总体来看，它们在保证国家能力有效性方面成效是显著的，也成为中国30多年来举世瞩目成就的核心影响因素。这意味着，中国今天的一党执政已根本不同于传统意义的“集权制”，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当年麦迪逊提出的保持权力赋予与权力制约相平衡的现代政治理念。

这些实际上也在另一个层面表明，一国政治体制离不开其历史文化基础。清朝覆灭后西方式多党竞争民主在中国短暂而不成功的尝试已经昭示，此种制度在中国缺乏“土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抵御外侮、实现国家独立、建设新中国的近一个世纪实践中已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更是大得人心，从这方面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获取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确实具有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