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有效性与体制转轨：中国经验解读

当代西方转轨研究学者经常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能够取得巨大的改革发展成就？这已成为转轨理论的一个“谜团”和争论热点。制度主义学者比较注重中国经验但缺乏系统分析，新古典主义学者则基本持怀疑态度。本文通过对转轨国家实践的回顾总结，与对不同转轨理论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可以保持国家能力有效性，而国家能力的有效性恰恰是保证改革发展成功的重要前提。这一实践经验无疑丰富了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对转轨问题的认识。

保持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实现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

国家能力是指政府建立国防体系、法律制度、公共基础设施和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等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它既取决于韦伯强调的政府自身的组织化与自主化程度，也取决于托克维尔关注的政府与外部社会的契合程度。如果一个政府既拥有强大能力，又能够有效地运用它来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就说明该国具有国家能力有效性，或称“国家有效性”。当然，不同国家由于文化传统观念、社会道德资本、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成熟程度等差异，国家能力的有效运用具有不同形式，而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重要原因。

保持国家能力有效性不仅是一般社会健康运行的条件，更是体制转轨国家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转轨社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有更大的需求，无论是新的市场体系构建，还是社会失序的控制，抑或转轨不确定性的弱化，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来支撑。同时，转轨又要求政府机构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在短期内也潜伏着“转制”过程削弱政府能力的风险，亨廷顿对此早有预见。正因为此，保持国家能力有效性对转轨国家至关重要，阿罗、克莱因、斯蒂格利茨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持肯定态度。

从30余个国家的转轨实践来看，其绩效与国家能力有效性直接相关。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实行了向西式民主制的平稳转型，其国家能力及有效性都经历了初期削弱、随后增强的“U”型变化，经济绩效也显示出类似轨迹。俄罗斯等一些独联体国家及部分前南联盟地区国家，由于联盟解体导致的种族与宗教冲突、地区分裂与内战等原因，国家能力在转轨后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能力崩溃”，大致走出一个“L”型，导致经济深度衰退、恢复缓慢，改革也是走走停停。

中国的情况独树一帜。我们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实行转轨，采取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亦步亦趋的方式，政府能力在职能转换过程中基本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国家能力持续上升的“J”型轨迹。中国共产党始终有力地统揽改革全局，社会稳定，政令通达，有效地推进诸如“双轨制”“分权承包”等一系列独创性改革措施，实现了转轨国家中绝无仅有的30余年经济连续高增长与社会繁荣发展局面。所以说，保持强而有效的国家能力，是中国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