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为何一床难求?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据,大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而中国当时人均GDP仅有0.1万美元。此外,在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中,财产性收入仅占0.3%,更多的是靠子女供养。
与此同时,“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我国的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至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尽管近年来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发展迅速,床位数呈快速增长趋势,但目前养老机构供给量与市场需求量仍有差距。截至2014年底,我国老龄人口已达近2.12亿,占总人口的15.5%;预计到205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与“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国际标准相比,截至2015年3月底,全国各机构、社区等养老床位合计584.0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27.5张,我国养老床位仍有不小缺口。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将达到18%,甚至更高。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的数量会急剧增长,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老人的数量也会快速增长。根据估算,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在2013年2300万的基础上,将增加到2020年的2900万,2054年达到峰值1.18亿;目前中国空巢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的一半。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失能老年人口将从2013年底的3750万,增长到2020年的4700万,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年即2053年,失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1亿。
养老院应明确服务对象
如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接收老年人实际上只根据身体状况作价格上的区分,没有太多限制,这直接导致公办养老资源被过度追捧,有的公办吸引不少异地老人“慕名而来”,有的甚至还需“托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在地理位置、服务、收费等方面存在优势的公办养老机构,导致“一床难求”的原因之一是对收住的老年人没有明确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的界定,除了收住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政策托底对象外,还收住部分社会老年人,使得一些低龄、健康、经济条件较好的社会老年人早早“排队”。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对公办养老机构职能定位不明确问题进行改革。以北京为例,今年印发的《关于深化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公办养老机构明确接收对象,作出了公办养老机构接收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和其他失能或高龄的老年人等规定。
专家建议,作为“保基本、兜底线”的公办养老机构,应当提供救助性和保障性的基本养老服务,服务对象应当是三无、五保、高龄、失能、失独等存在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姓“公”的公办养老机构要明确入住对象,回归“保基本、兜底线”本位。
【启示与思考】
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话题。养老问题必须上升到社会问题的高度和层面,才能找到解决的答案。家庭养老的温情脉脉,必然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社会养老的高效率而取代。养老的目的是过上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既然,社会化养老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选择社会化养老也就是一个趋势和必然。
选择社会化养老需要前提,那就是有合适的养老机构可以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可能不乐观,那么如何解决养老机构中的结构性问题?
养老机构之所以呈现哑铃形分布,直接原因就是出于市场的考虑。由于养老机构投入大、回报慢,为了避免亏损,为了尽快地回收资金,养老机构就走上了两个极端:或是走豪华路线,通过高收费实现盈利;或是走廉价路线,通过节约成本实现盈利。可以说,养老机构的结构性问题是养老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是市场自身难以解决的,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内,市场不会做出有效调整。
这就需要政府对市场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破解。一方面,通过公办养老机构的建设,实现对养老需求的基本满足和兜底,在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从而促进养老机构的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激励,给予社会化养老机构合理补贴,并引导社会化养老机构实现细分与准确定位,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化养老需求。这就要求政府不能缺位,该提供的养老服务必须跟进,该提供的政策补贴必须跟上,同时也不能越位,最终养老需求的满足还是要靠市场,政府的所有努力,其实是在培育市场、引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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