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2）

为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新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在今天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之际，“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亚投行的组建，都体现了这种情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半遭受过旧殖民统治体系的剥削和压制，由于历史与自身情况的制约，很多国家至今无法摆脱贫困、饥饿、动乱的困扰，而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又不得不面对二战以来依据丛林原则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其发展策略和发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发达国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自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设立亚投行，就是着力于欧亚大陆互利共赢一体化发展和利益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顺势而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教育开放承诺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已相对较高，有的方面高于一些发达国家，更是高于一批尚未承诺开放本国教育重要参照国。新形势下教育如何顺应新形势、抓住机遇，承担好“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使命与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一带一路”建设的浩大内容，可以分为3个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工程建设和经济贸易；二是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海上合作领域，政策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区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区域性的语言文化、科技人文、卫生和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人文交流与合作。这些战略所涵盖的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本、货币、贸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无一不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

第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宏大的不同领域的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亚洲各国累计需要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涉及989个交通运输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需要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铁路、管道、电力、公路、港口与通信等产业的工程建设、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保障、经济管理人才，要加强工程、政治、经济、管理等各领域的专家协作。

第二，随着众多的企业落地，急需大量通晓当地语言、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乃至西亚国家政治、经济及风土民情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有64个国家，还不断有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而通晓亚洲小语种的人才却是奇缺的，遭遇“小语种危机”，小语种教学和小语种人才培养任务很重。而且，我国大众观念中的外语几乎就相当于英语，国外就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这些观念与我国日益深入和多元开放的国际化进程很不适应，亟待改变。

第三，区域性经贸往来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目前“一带一路”国家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00年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亚投行成立后的首个项目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就急需大量懂得资本运作、货币流通、贸易规则制定、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说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产品。要使得“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普遍国情复杂，宗教信仰、地缘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较复杂，政局动荡很难预期，地区、阶层、宗教派系差异性大，只有全面了解民间需求与广泛民意，消除误解误判，才能促进合作，只有沿线国家的学者、企业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民众充分理解历史文化背景与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而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强增进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认同的教育。需要为“一带一路”政策制定者、传播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企业家、民间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才能有效实现“政策沟通”；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能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民间人士、文化使者，他们通过NGO志愿者、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才能达到民心相通。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各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非不可改变，世界存在于动态变化之中。亚太国家要想在新一轮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占据新的席位，必须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既承认沿线国家各自发展独特性，又结成互为中心和源头的共同发展体系。这种共同的发展体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一，要为建设和谐区域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一带一路”沿线大都为新兴国家，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冲突与暴力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治理的难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共同发展体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第二，要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水资源危机、森林资源保护、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严重污染，重大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新兴国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胀、资源缺乏等问题给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需要共同面对，协调解决。由于现存的国际体系规则或明或暗都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因而完全指望他们来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研究如何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应携起手来，共同研究调整战略对策，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高等教育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为解决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现实问题贡献智慧。“一带一路”建设中会出现大量需要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到社会，从政策到工程，从人力资源到技术瓶颈。需要开展区域与沿线各国社会发展研究，国别国情科学研判，经贸与文化交流、国际商务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调查与培养研究。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5年、15年、50年的发展做出科学研判、战略思考和超前谋划。加强国家之间、国家部委、相关区域政府、高等学校、产业、行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围绕决策需求，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