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及其启示

大抵名满天下的领袖人物谢世，在引发的热议中，有一条不会漏掉——其业绩所从何来，支撑其成就的系何种治理之道？好在，至少就这一条，李光耀争议不大。他的自画像叫做“实用主义”，论者也普遍认同其“实用主义”。

当然，再深究，则不必。实用主义作为哲学大宗，流派纷纭，名目繁多。但管他詹姆斯、杜威、刘易斯，李光耀不会去选边站。如果想给他划定师门，认祖归宗，只怕“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李光耀志不在此，他是政治家。无非顾名思义，从最朴素的角度、用最易被公众理解的话语，推出“实用主义”以标示治国理念罢了。倘使换个提法，尽可代之以“务实主义”“实效主义”等等，我想李氏也必颔首笑纳。

要之，凡事要从实际而非概念出发，一如汉代陆贾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买鞋首在合脚，而非牌子；实效大于概念，不务虚名：如此而已。

对英语工具性的考虑

生活在多种族多语言并存的社会，李光耀特别重视语言。富裕家庭自幼教给他的是英语和马来语、爪哇语。留学剑桥，更让他讲一口非常标准的不列颠英语。但是，身处1955年的新加坡，面对占人口多数的华语族群，他很快认准“要赢得选票，女皇英语的帮助不大”，把华语说好才重要。因为数量对比非常明显，“说英语的虽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但是选票有限。竞选人必须在街头，站在卡车上，利用扬声器举行群众大会”。

为赢选票，猛补华语，立竿见影，终上大位。他的选择及变换，就是这般实用。

这一回变换没挨骂，因为只涉及个人。下一回，狂风暴雨降临了，因为他经由政府推出的竟是普遍语言变换。不是少数学子考“托福”“GRE”，而是令举国之众学会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况且是在一个新独立的前殖民地。上层精英的政治质疑势难平息（如《南洋商报》社论直指政府为“数典忘祖的二毛子”），下层民众因学习艰窘从而引发的反感更汹汹然。

但是他自有道理，道理仍在于实用：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独立之初，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明白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是没有办法谋生的。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他在取名“我一生的挑战”的回忆录中解释道。果真，随着一批批精通英语、谙熟规则，跟欧美商户直接对话的学子上岗，新加坡外贸竞争力骤增，港口变得热闹了，“门泊东吴万里船”，新加坡成为亚太最大转口港，经济风生水起，百姓荷包日丰。

没有什么是命定不可改易。不管多少人骂、骂得多难听，毕竟实践效果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从50年代贫穷渔村，到90年代被世界经合组织宣布升级为发达国家，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