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及其启示 （3）

从效果出发考虑欧美制度

井然的秩序，得之于温柔教化，也来自严格管理。新加坡以“严”出名。先礼后兵，重典严罚是社会底线的保障。

普雷特赞赏这种“严”。在细数新加坡秩序严整的积极效应后，他说：“如果你喜欢，尽管把这一切称呼为专制统治的‘恶果’吧。我却称之为‘正常’和‘卫生’，而我还希望更多。”但是与普雷特唱反调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响亮，且绵延不绝。

李光耀的回答干脆利落。给瘾君子强制戒毒，抓毒贩下狱以至处死，“国际大赦组织说我们在一千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们是最干净的社会，免受毒品的祸害”。这是比效果。严惩涉毒者，也严管老百姓。从携带口香糖到乱扔废弃物、随地吐痰、随便泊车、涂鸦建筑物、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厕都要被重罚。李氏公开表示“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这都是讲效果。

他最受诟病的，还在于政治上约束殖民地独立后民众普遍享有的民主权利。仍是从效果出发，李光耀坦陈，不看好欧美民主制度能轻易在贫穷国家落地移植。殷鉴不远，就看上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和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何以到头来，许多新兴国家“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结论就是：勿简单化地认为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唯适应本土人群的文化教养程度才叫做好。

不是一人一票就叫民主了，万事大吉了。民主是权利，也蕴含责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亟待公众增长教养来推动。记得陈乐民论证过，能克服民族、种族、宗教、语言种种鸿沟而初步实现“欧洲统一”的伟大梦想，是欧洲民众具备高度文明素质的体现。文明，才能理性、包容，才有和衷共济。但是，欧盟岂随便模仿得了？没那等悠久的“故家遗俗，流风善政”，长期文明积淀，你的模仿势必沦于南桔北枳。李光耀无奈地说过，“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可当初新加坡一穷二白，教养匮乏着呢，一个“严”字遂不得已而为之。

杜绝庸俗实用主义

参观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游客，会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大楼二层墙面读到一条英文语录：“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

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彼此欣赏。李光耀多次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治国理念。邓小平则在改革开放前夕出访考察时，除美日两个当世经济超强，就选了袖珍国新加坡。在鲜明彻底的务实风格上，他俩的心是相通的。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思维自然也难免误判之处，包括对内和对外。比如他对于我国医改、房改等都提出过有益建议，但为便利中外交往“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未免离谱了。举国推英语，于你则实用，于人或添乱，刻舟求剑哪行呢？成功中折射出认识论，还有方法论，也值得汲取。工作须求实效，但李氏同时告诫不可急于求成。比如在1965年就决定以英文为工作语言，但为防止付出太大的政治代价而不予立即推行，一直耐心等待了十四年。这是讲防急性病。还要防短期化。比如明知推出昂贵的拥车证和繁忙时段加税，一定会影响选情，但有利于降解公路拥堵就不怕骂。“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事情都是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一来，就跟人们印象中似曾相识的只顾眼前、罔顾将来、瞻头忘尾、短期效应，甚至过河拆桥、饮鸩止渴的庸俗实用主义做派判然不同，完全划清了界限。

面对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我们今天要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