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语建构东方价值作用的考虑
李光耀的目标,绝非单一英语教育。
新加坡推出双语教育,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由于华族占多,母语主要即指华语。愈到后来,李光耀愈强调母语万万不可忽视。只因为,语言是思想文化之载体。华语背后耸立着孔孟为代表的宏富深厚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或曰东方价值体系。
不是要推广英语、面向欧美吗,怎么又捧出东方老古董?着洋装操洋话,却进文庙叩拜大成至圣先师,不搭配啊。这下轮到新派人物叹气了。李光耀的立场仍然是:何须惊讶,但求实用。古老不等于陈腐,新的未必都好;新的老的,要取长补短。李光耀对于某些不尊师长不孝父母的舶来时尚一向嗤之以鼻。是要学习西方的,但力戒东施效颦。他以孩子留学剑桥为例阐明:“我就是我。我是来学你们的科学,学你们的工艺,学你们怎样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我并不是来学留长头发,学穿肮脏的牛仔裤,学赤着脚走路,还有学穿那些印有古古怪怪口号的汗衫的。这些东西跟你们在太空上的成就是毫无联系的。”界限分明,取向清晰,理性的学习从来是择取而非照搬。
行为的放任,其实折射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物质丰裕了,个人自由度大了,社会前进了,但是可惜,很多地方进步的代价是精神滑坡、道德失守。李光耀痛感:“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渗透的极大危险。”危险何在?他一语中的:“步西方国家后尘,安逸放纵,失去目标。”“从前多数新加坡人接受华校教育,‘大我’比‘小我’来得重要,进入80年代,全国是英校,在英校教育下,学生受到个人主义的广泛影响,这是很危险的。”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式微,此长彼消,从学校浸润社会,损及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公众的幸福指数降低。
李氏主张的双语教育,旨在“实现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兼顾”。他力倡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传统,就是借传统道德文化之富藏,济后辈道德失落之贫困。他又不止于孔孟之道。举凡各种主义中对世道人心、社会发展有益的成分,他统统拿来,有如学者所言: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主义的精神……兼收并蓄,因地制宜,适我所用,遂有被外界笑称“非驴非马非骡”的新加坡价值体系。
为何价值体系非得单一地像驴、像马或像骡呢?“四不像”,即麋鹿,不也异常珍贵?这叫做“治世不一道”,关键看实效。你归你取笑,我管我收效。新加坡嗣后经济长足发展,且保持民风淳朴,秩序井然,举世称道,实渊源于此。看看采访过李氏的美国报人汤姆·普雷特笔下——新加坡马路上没有飞舞的废纸、抛弃的杂物,没有喧嚷的汽车喇叭声,也没有乞丐、流浪汉,咖啡厅桌下摸不到口香糖渣,女士可以在深夜上街,瘾君子不敢进公园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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