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告 丨 辛向阳：关于西方民主的四个问题 （2）

问题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

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六大内在矛盾。

第一个矛盾就是理论内容与实践行动之间的矛盾。它在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夸夸其谈，但在实际行动中、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恰恰是事物的反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实践上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

马克思还举过例子，比如说，一方面通信自由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作为人权的个人自由的结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新闻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危及公共自由，是不许可的”。所以，这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理论和实践确实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

很多现代西方学者都意识到资本主义民主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反差。比如说，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得克萨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事务中心主任查尔斯·J·福克斯和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项目副教授休·T·米勒在1996年出版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对西方选举民主进行了分析。他们从三个方面对西方民主进行了反思：第一，西方民主的反馈程序值得怀疑，可信度不高；第二，民主的选举过程也是存在问题的，也是不可信的；第三，民主选举的结果更是存在问题的。西方的民主在理论上是为了大多数人的、为所有人的，但实践上是为有钱人的。

在西方，从洛克以来到现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各种民主理论层出不穷，既有所谓自由民主论，也有社会民主论；既有精英民主论，也有大众民主论；既有共识民主论，也有技术民主论……到处都盛开着“民主的鲜花”。其实，这是民主的“海市蜃楼”。西方的民主实践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鲜花，而是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是精确制导、全民监控、警察滥杀无辜，等等。

所以，西方民主首先的一个基本矛盾体现在理论与实践巨大的反差，我们不能把理论误当为实践，不能因为西方民主有这么多理论，就认为它已经把理论变成现实了。它理论上的东西就存在于思想界，实践中有很多是没法落实到位的，因为有资本的利益在限制它。

第二个矛盾就是社会普遍利益的标榜与资本特殊利益代言之间的矛盾。它标榜的是民主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代表资本的特殊利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每一个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新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更不例外，“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前宣布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阶级阶层与其一起奋斗，推翻封建统治。而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后，依旧宣称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旦普遍利益影响到资本的特殊利益，资本会毫无悬念地抛弃所谓普遍利益。

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很多政党在搞民主的过程中声称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但实际上一旦执政以后，他代表的都是极少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第三个矛盾就是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民主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给人们的表象似乎是文明的、文质彬彬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甚至认为，有了以议会制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下层阶级就无须再进行革命了，因为他们认为议会制尤其是议会中的下院已经成为了下层阶级意见表达的场所。英国学者拉尔夫·密里本德曾经讲：下院无疑是英国政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其根据是，它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于它拥有实权，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十分珍视一切经过选举的原则，从而使政府具有绝对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对于遏制和约束来自于下层的压力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为它使下层人士相信，没有必要去寻找革命的代替办法，用以进行任何必须改革的手段已经具备。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有了民主制，文明统治就开始了，资产阶级不需要再借助强大的武装来实行镇压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了维护资本根本利益，在资本利益受到挑战的地方，它的野蛮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170年的历史来看，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来简单回顾一下。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为了把民主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在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马克思说，“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无产阶级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革命侵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于是，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资产阶级采用武力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躯体。被屠杀的起义者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而被放逐的达到15000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在1848年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反复说明“民主已经很文明”，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法国二月革命的大屠杀。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5月28日，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政权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屠杀了3万多人，逮捕了5万多人，很多行业的工人在巴黎绝迹多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资产阶级的急先锋梯也尔叫嚷到：“社会主义从此休矣！”他说，“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

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清晰地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得每一次新危机，都是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

100多年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本性是不是改变了呢？其实没有改变，因为其根本利益决定了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0日发表题目为《美国从“民主独裁”走向军事集权国家》的文章。文章指出，一些知名观察家——其中不乏美国的观察家——都认为，在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美国将成为“民主独裁”国家。另外一个学者，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乔苏多夫斯基的观点更为激烈，他认为美国成为一个“披着民权外衣的军事集权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民主的本性跟它所谓文明的外衣之间的矛盾。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网站2014年1月1日发表汉斯·M·克里斯滕森的文章，题目叫《2014美国的核力量》。文章指出，美国现有4650枚核弹头，由超过800枚（架）弹道导弹和飞机投送。算上大约2700枚已经退役、但仍完好无损等待拆除的核弹头，美国的核弹头总数量为7400枚左右。据估计，这些储备核弹头包括大约2130枚作战核弹头，其中1150枚左右部署在潜射弹道导弹上，470枚左右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大约300枚战略核弹头部署在美国本土的轰炸机基地，近200枚非战略弹头部署在欧洲。再加上，美国国防部雇用了超过220万的雇员，军事工业特别合约公司雇用了360万工作人员。美国军事特约公司有很多，美国国防部特约的5个最重要的合约公司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雷神公司和通用电力公司。这5个公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两千多家公司的军事工业资产达到近万亿的资产规模，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4财年收入达到454亿美元，雷神公司达到300亿美元。这样庞大的国家军事机器有效地捍卫了资本的利益，在国内使99%始终服从于1%，在国外使很多国家不得不依从于美国的利益。

文明的外表的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里面，不光有战略武器，还有众多国防部的雇员，还有军事工业公司，有这么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国内无论99%怎么反对，最后还得服从于1%。当年，华尔街的示威游行提出99%反对1%，最终的结果还得服从1%。在国外，有很多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服从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