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私法人格的东京审判（2）

“恶诈欺”与“胁迫”等私法所禁止的行为，成为了日本政府极端利益扩张的手段

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尔曼主张，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需求与认知两个中间变量，认知变量就是能力，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主要依靠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与法律领域的“意思能力”相契合，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的有无和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人的意思能力，即对有关事实的认识、理解和意愿表达能力。对事实形成偏差的认识可能会对行为产生错误的引导，日本自明治政府以来对外认识存在极端的自利倾向，并为此不惜一切。明治政府初期“以万国对恃为基本目标，明确了不仅在军事上与各国是敌对关系，而且各方面都处于一种全面的竞争关系的对外方针。因此，为了本国的利益，可能会形成与某国甚至众多国家的直接对抗”。由此，“恶诈欺”与“胁迫”等私法所禁止的行为，成为了日本政府极端利益扩张的手段。

在私法的法律人格中，“恶诈欺”“是用于蒙蔽、误导、欺骗他人的一切骗局、阴谋和诡计”，是一方当事人诱使另一方当事人发生错误并对其造成损害的欺骗行为。“恶诈欺”不可容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胁迫”是指通过体质的或精神的强迫致使当事人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它既可能表现为一种“因现在的或将来的危险使心灵恐惧”，也可能表现为一种“通过野蛮暴力所做的一切”。自近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玩弄“恶诈欺”、“胁迫”等手段侵害中国的利益。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事件中，日本揪住中国对台湾东部管理的松懈，以帝国主义对新殖民地获得的标准，即是否实施有效管辖，有无行政机构来质疑台湾东部的领土主权。以主要条件不足为由重新将它定为“无主地”，明显是一种诈欺行为。日本所谓的琉球处分，则是以《北京专条》中的“保民义举”为托词，将其解释成清政府承认日本对琉球国民保护，以及琉球国民归属日本管辖的结论。特别是一战后，日本独占中国和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核心之九国公约的野心日益膨胀，频频对华挑起战争，实施侵略行为，但每每皆以“事变”来欺诈国际社会及中国政府及国民。东京审判揭露的日军关东军自炸铁路，然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进而挑起“九一八事变”的诈欺谎言。1932年3月9日，日本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施对中国东北全面侵略的“满洲事变”等等，无一不是在“事变”外衣下实施侵略的欺诈行为。

翻开近代以来中日间签订的条约，多是日本政府“胁迫”的结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的《马关条约》是在日军占领澎湖状况下签订的，而且面对李鸿章注意台湾岛民意愿的提醒，日本政府的首相伊藤博文则以进攻京畿相威胁。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模糊台湾岛界限，恶意诈欺中国，窃取钓鱼岛领土。《马关条约》注明，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割让与日本，刘春明认为，日本通过利用清朝官员对钓鱼岛附属岛屿的认识，却不通过列入条款的形式，以避免与中国进行直面交涉的麻烦，而达到割让的岛屿既包含钓鱼岛，又不承担法律责任之效。日本公文书馆所存的《马关条约》文献中配有辽东半岛南部分割线地图，而唯独缺少关于台湾岛范围的界定与地图表示。日本公文书馆的日本水野弁理公使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间台岛交接纪要，记载了日本政府对台湾岛极为模糊的表述。赵英军先生分析说，台湾交接公文史料反映出中方对于试图明确台湾的“附属岛屿”范围的强烈意识。而日方为了不遗漏任何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拒绝采用列举清单的方式明确台湾的附属岛屿范围。但是，周鲠生先生引述西方法学界的观点，阐述的群岛中岛屿与主岛的不可分割性，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政府行为的诈欺性。

一战爆发后，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力东顾，日本窥到了既能宰割中国且能倒袁的大好时机。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声称“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黑龙会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也先后向日本政府建议对中国下手。黑龙会建议与中国订立包含有十条秘密条款的防御同盟，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驻华公使日置益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于是，日本亡华的“二十一条”出炉了。日置益在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时，宣称“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以反对派相要挟。日本政府在秘密状态下提出亡华的“二十一条”，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胁迫北京政府违背意愿地签字。

日本无视中国的国家人格，借助本身对私法的先行继受，曲解近代国际法的自利权益，采用“恶诈欺”、“胁迫”等手段，扩大自身极端利益，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害，其行为是违法的，也制造了双方的矛盾，加剧了利益冲突。日本不断扩大与膨胀的侵略欲望，逐渐形成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量变积聚，最终演变成大规模战争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