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猫白猫论”到“两只鸟论”

1979年，当中国在市场经济岸边踌躇不前的时候，邓小平带着“两只猫论”突出重围，在中国一把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3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时，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只鸟论”悄然登上了各大宣传窗口。事实上，“两只鸟论”并不是新事物，最早出现于2006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以“哲欣”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从“两只鸟”看浙江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现在被高规格地重新提起绝非偶然，这不仅是在向前人致敬，更是在向后人宣誓。

历史永远是研究者最好的教材，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黑猫白猫论”到“两只鸟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改革的启动到深入，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读懂当下的中国。

对而有用才是“好”理论

对决策者而言，不管“两只猫论”还是“两只鸟论”，对而有用才是“好”理论。什么是“好”？对一个研究者而言，我们既关注价值，也关注价值观。但对决策者而言，很多时候关注的不是价值观，而是价值。有时候，纠结于标准模糊不一的价值观反而会裹足不前。就像30多年前，到底“左”好还是“右”好，既然谁也不可能说服对方，那不如就搁置争议，专心做事。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和习近平的“两只鸟论”听上去都出奇的通俗，但其中的政策含义却并不简单，其核心思想是实事求是，用实践来说话。

有人说，捉住老鼠不一定是好猫，捉不住也不一定是坏猫，但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捉住老鼠一定是称职的猫，捉不住一定是不称职的猫。就像在足球世界中，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穆里尼奥，说他是个嚣张的疯子，但为什么他能在各大顶级豪门中屹立不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能不停地赢得冠军。

对决策者而言，“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就是“赢得冠军”，就是“捉住老鼠”。二季度以来，稳增长在中央政策中的权重明显提升。4月30号政治局会议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过去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判断也逐步得到印证。一方面，很多在过去两年收紧的需求管理政策开始松绑，比如地方债置换、允许借新还旧、保在建工程等等，另一方面，很多新的需求管理工具也开始加快探索，比如PPP项目、专项金融债、汇率贬值等等。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央放出这么多“猫”，还是没有“捉到老鼠”？要么是“猫”放的不够多，要么是“猫”没找对路。目前来看，后者是主要原因，就是说稳增长的设计和落实出现了偏差。行文至此，“两鸟论”的背景逐步明朗：第一，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要加大力度搞经济，第二，由于搞经济效果不理想，下一步的政策思路要有所调整。那么，怎么去理解“两鸟论”的新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