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明清国宝大迁移（3）

档案人的责任与坚守

胡旺林认为，明清档案大迁移，其历史功绩和重要意义可圈可点。

在日寇铁蹄一步步进逼的烽火年代，南迁西运的这个决断是及时而必要的，是保护明清档案的必要举措。虽然开始国宝南迁的动议，当时在社会上也不乏反对之声。但事实证明，随着北平的沦陷，故宫一批铜缸、书籍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强行劫走，而南迁西运的3000余箱档案却最终安然无恙，这是档案前辈在民族危难关头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果，充分展现了明清档案前辈们可贵的职业操守。

档案迁运途中，由于敌机轰炸，山道险峻，全程困难重重，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如西迁途中，文物先是暂时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因觉战局不利，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就轰炸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1939年4月11日，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船上检查档案箱时，因晨光朦胧，未注意到舱盖已经打开，失足跌入舱底身亡。在迁运途中，由于道路崎岖，还发生过翻车事故，幸运的是，当时正值冬季，翻车的地方没有水，且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未造成损失。即使备尝种种艰难与危险，档案前辈仍以保护国宝为首任，无论是搬运前的精心筹划，途中的有序组织，还是典守过程中的清点造册、细致管理，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业务活动，客观上还对明清档案文化进行了宣传。即使是在南迁西运途中，档案前辈们也不忘自身职责，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展了文物点查、晾晒、展览等工作，挑选档案精品，宣传档案文化，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胡旺林说，明清档案大迁移是档案人保护国宝、与敌抗争的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体现。档案前辈在这抗日洪流中视国宝为生命，在文化领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相比二战期间其他欧美国家，中国的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大迁移无疑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壮举，在保护和传承人类文化遗产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