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能上能下”这把尚方宝剑

近日，中办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从制度层面完善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制度体系，为从严监管干部提供了“尚方宝剑”，有效改变了“能上不能下”的积弊、消除了“能进不能出”的“惯例”，对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具有“指挥棒”“风向标”的决定性作用。

让有为者有位，形成“能者上”的激励机制。《若干规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这让真正的好干部吃下了“定心丸”。在中国古代，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辛弃疾等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其才华与际遇的巨大反差令人扼腕叹息。一些雄才大略者毕生才华无处施展，只能或借酒浇愁，“举杯浇愁愁上愁”；或年华蹉跎，“可怜白发生”；或到处奔波干谒，“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或对封建君主心存幻想，“致君尧舜上”。封建时代，门第观念、人身依附、外戚政治造成了选人用人机制的极不完善，一方面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劣币驱逐良币”式逆淘汰；一方面导致士人竞相结党，找靠山、拉山头、立派系，渴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步登天、青云直上，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争”，都造成了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而现今《若干规定》明文规定了领导干部“能上”的标准——忠诚、干净、担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选人用人标准的公开性、程序的公平性、选拔的公正性，抵制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不良现象，真正让想干事者心无旁骛、会干事者专心致志、能干事者脱颖而出。

让无为者挪位，形成“庸者让”的警示机制。机关中真正无视党纪国法的只是“一小撮”，但另一种人就格外引人注目：有的工作效率不快，任务催一下、动一下，老牛拉破车——慢慢游；有的工作标准不高，“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敷衍塞责、马虎了事；有的工作能力不强，“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好办法不想用”，做起工作来浮光掠影、不痛不痒、抓不到点子上；有的工作不在状态，贪图安逸，当“太平官”“清闲官”、甩手掌柜，热衷于喝喝茶水、领领薪水、玩玩山水、品品酒水，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正是因为对慵官、懒官、散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不敢轻易撼动“铁帽子”“铁饭碗”“铁交椅”所致。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讲过一则故事：一官员在阎王面前自夸，“虽无功，但总无过”，称生前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阎王怒斥道：如果不贪就是好官，那么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都不喝，岂不更好？讽刺为官不为者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现实中，为官不为者常常因优柔寡断而坐失发展良机，又因尸位素餐影响了有为者晋升的空间，因无所事事损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积弊之大、影响之劣非同小可。为此，当前我们要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真正让严的纪律、实的作风深入人心、入脑入心，通过诫勉谈话、函询、问责等方式，对庸官懒政提提耳朵、敲打敲打，对不听教育、置若罔闻者该调整的坚决予以调整，决不姑息纵容，给庸者以当头棒喝。同时，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必要的压力和动力，引导干部担当担责，自觉作“改革推进派”，着力从制度层面不断提升党员干部从政为官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形成“平者让、庸者下”的良好局面。

让乱为者下位，形成“劣者汰”的惩戒机制。在整肃吏风、刷新吏治新常态下，要切实改变过来干部监督管理“只栽花不拔刺”的好人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稀泥思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得去”观念，着力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进一步严格干部监管，严肃责任追究，严厉行政处分，从重从严从快处罚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该调整的坚决予以调整，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就要移送司法机关，不怕得罪人，不怕当“黑脸包公”，要敢于对纪律、作风、工作上“不严不实”者亮剑动刀，真正让为官不正、为官乱为者吃下自己种下的“苦果”，让政治上不忠诚、清廉上不干净、干事上不担当的人没有机遇、没有市场、没有前途，乃至淘汰出局，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努力形成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只有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毅然决然剔除无为者，就多了实干者，便可以汇聚改革发展的磅礴正能量，有效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行稳致远；只有惩戒了乱为者，就可以约束后来者，防止“一头苍蝇坏了一锅粥”，这才有党员干部队伍之幸，也是国家发展、民生福祉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