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在2012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借所谓的“王实味问题”来歪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本文试图结合史料，实事求是地叙述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3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的广播稿，总结了抗战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主要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抗战初到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因当时大后方环境还比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去前方工作的，也有在延安住一段时期仍回大后方的。当时我们党忙于抗战，对文化人的工作一般是招待及帮助其上前方。第二个阶段，从边区文协大会到文艺座谈会前（1942年5月）。在边区文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并把它作为团结进步文化人的总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方针，当时许多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在实践中落地，只是片面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某些人还对革命有模糊观念，加之内奸破坏分子暗中作祟，所以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了许多严重问题。第三个阶段，从座谈会到1943年4月。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文化人中展开讨论，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他们，采取具体步骤把他们动员到实际工作中。

总体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力吸收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5页）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党区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中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3页）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要求：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再次强调：“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同上书，第641页）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要求：“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同上书，第768页）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欢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2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实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著名诗人柯仲平1939年写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为什么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国青年，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

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文艺知识分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棐、杨朔、周而复、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小住、访问。茅盾当时准备在延安扎根，儿女都带在身边，儿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队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就读。

对于到延安的文艺知识分子，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就专门为她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亲自与会，毛泽东在会后还专门为丁玲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