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能只拥有“会做官”的能力

理想的状态是，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真正有公共服务理想和能力的人从政，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滥竽充数者

当微博和朋友圈被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辞职感言刷屏时，同样走出体制的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选择了低调和沉默。这个原本仕途明朗的厅官为何突然挂印而去?梅永红的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曾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文章，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为自己的离开埋下了伏笔。

我们不知道是哪句话引起了梅永红的共鸣，但那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确实颇有道理。比如文章说，为什么常见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吐槽，却不见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已经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他们知道自己就算离开，也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起码体制内相对稳定。

那句“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部分体制内人士的生存状态——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安闲，已经习惯了“年头熬够了，位置就有了”的稳定。如今，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压力下，有些官员明显跟不上节奏又舍不得离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退化到“除了做官啥也不会”的地步，只能留在体制内。

“会做官”确实是一种能力，但官员除此之外身无长技未必是好事。不少年轻人刚进入体制就染上了严重的官僚病，张嘴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满肚子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但也越来越面临“本领恐慌”。于是，虽然有不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但他们却没有走出围城的勇气和资本。

事实上，相较于庸庸碌碌的“撞钟和尚”，那些超越只懂得“做官”的人，那些“不立志做大官，而立志做大事”的人，确实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不负组织和人民的期待。如果这样的“能人”成为官场主流，何愁没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中央频频向官场“不作为”现象亮剑，也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政风官风。

一个健康的官场，不应该是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但我们仍看到，一个人一旦拥有干部身份，只要没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基本上能一直在体制内终老；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在企业的专业岗位上，即使表现很优秀，也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情怀，一般情况下却很难成为官员。这样的身份壁垒，虽然有利于稳定，但也限制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不过，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仍存在分歧，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元，辞职的确正在成为一些官员的普通选择。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体制内的人才流动正在加速。尤其在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认知都有所转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一些官员辞职遭遇各种猜测不同，舆论对梅永红这个技术型官员辞官下海的态度，普遍比较积极。人们甚至期待，未来官员不仅要“能上能下”，还要“能进能出”。一方面，在某些专业的管理领域，可以借鉴一些欧美国家“商而优则仕”的经验，直接从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官员；另一方面，官员离开体制内，依照程序进入企业或科研院所，也应该视为寻常。

当然，主张官员应该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并非鼓励优秀人才全都辞职下海，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来审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看，好的官员应该是那些有公共服务理想的人，如果一个人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

当然，一些既有理想又有能力者，如果觉得官场并非施展自己才干的最佳舞台，也可以凭着“随时离开的能力”自由退出，转而从事更能施展抱负的事业。如此，既能确保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又能让各行各业都有高素质人才，整个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