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治理领域的“顽固病”

从整体上看，民众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关注日益趋于淡化。这一方面反映出多年来政府不懈治理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存在民众见怪不怪的冷漠。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面临爬陡坡儿、啃硬骨头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老大难”问题的治理。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组织开展了“‘老大难’问题之地方保护主义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研究及报道，总结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七宗罪” 。

针对地方保护主义的问卷调查结果

受访者身边的地方保护主义仍然较为普遍的存在。针对受访者身边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普遍程度的调查中，选择“非常普遍”与“比较普遍”两项的比例为61.45%。

治理地方保护主义的呼声依然强烈，但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立场模糊群体的不同声音也在凸显。在对地方保护主义给自身带来影响的选择中，尽管“弊大于利”的选择占据了过半的比例（64.10%），但是相当可观的比例选择了“利弊相当”（30.77%），甚至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利大于弊”选择（5.13%）。

伴随治理的深入，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危害从对生态环境和市场秩序的破坏，延伸至官员腐败和阻碍创新。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在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危害的选择中，位居前两位的是滋生官员腐败（66.67%）和阻碍创新发展（52.38%），而扰乱市场秩序（35.71%）和破坏生态环境（30.95%）分列三、四位。

地方保护主义的“七宗罪”

生态环境——“毒”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建设使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过载状态。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尽管“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战略高度，但是近年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仍旧屡禁不止。2013年4月媒体曝出，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小江沿岸大大小小数十家矿业企业，多年来将尾矿水直接注入这条河流中，使其变成了牛奶般的白色。2014年9月有媒体报道，内蒙古腾格里工业园和宁夏中卫工业园区的大量化工企业，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沙漠，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两起事件虽为近年曝光，但部分涉事企业已存在污染问题达10年之久。其无不折射出，部分地方为求一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环保执法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执法不到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问题。这种唯经济发展理念下的姑息纵容，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地方保护主义。它也许能给当地带来快速的经济水平提升，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贻害后世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自然资源——“滥”

2014年2月，中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出台，力促生态红线落到实地，实行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然而，部分地方乱采滥挖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而基层监管总是不能及时、到位。2014年5月有报道称，海南乐东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内非法采石场乱采滥挖，而当地国土部门以修铁路需要石料为由疏于监管。2014年8月媒体曝出，山西朔州市山阴县天虹陶瓷公司假借陶瓷生产私挖乱采煤炭资源，竟有县主要领导签字批示护航。2015年2月媒体报道，浙江省青田县青田石开采中，村民私挖乱采现象严重致部分山体被“掏空”，而由绝大多数村民参与的采挖，又成为了地方监管的难题。总之，在自然资源遭受滥采乱挖破坏的现实面前，无论是以难监管为由推脱责任，还是以建设需要搪塞媒体，抑或是以公权力“护航”私企，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地方保护行为。

官员干事——“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持续强化官员的服务意识和实干精神，但是地方权力“保护伞”现象依然存在，甚至部分领导干部的“触手”伸得过长，直接干预司法活动。2014年4月，湖南省双峰县委、县政府以带有市领导批示的红头文件，“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

此外，在持续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官官相护的官场陋习依然存在，部分官员消极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懒政心态严重。2015年8月，国务院大督查首次问责行政不作为，针对7省共59名干部在审批、决策和监督等政策执行过程中懒政怠政、失察失职渎职等不作为问题，给予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个别违法者受到刑事处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日前落马的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对虚假的党性干部与丑恶的贪腐大吏的两面角色进行了生动演绎。对干事虚假官员而言，无论是积极越权“保护”他人，还是消极懒政“守成”自己，保护的背后都有实利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