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展和平讲“一带一路”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是深化以“走出去”为主旋律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然而，至今我们在谈论“一带一路”时，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倡议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实施这个倡议，而对这个倡议的实施能给伙伴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好处则还没有讲清楚。虽然我们强调“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是合作共赢和建设命运共同体，能够帮助伙伴国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但是，这些大而化之的表述并不能有效地消除来自国际上的猜疑甚至抵制。需要立足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从世界政治的层面构建话语，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正如郑永年教授指出，大国崛起往往都倡导了一种时代精神。大英帝国倡导的是自由贸易，美国倡导的是自由和民主。正在崛起的中国倡导的是和平与发展。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和平与发展被论断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从制度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将围绕这个主题推进。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成功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可见，和平与发展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我们在讲述当今中国的故事时，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主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然而在国际话语互动中，我们并不擅长讲述关于和平的故事。我们习惯于引经据典，用感性叙事告诉别人我们多么爱好和平。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我们自信地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等理念，表达我们的和平意愿。但现在看来这些努力的收效还不太大，没有营造好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语境，没有有效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和平善意。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和平崛起已经在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却还没有讲好这个伟大的故事。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还不善于表述自己，还存在明显的话语迟钝和赤字。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外宣工作中讲中国的故事，提出了外交理论需要创新的要求。所以急需创新理论和概念，甚至需要学习西方的叙事方式，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讲好中国的故事，帮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崛起的和平本质。

和平是人类最朴素的追求。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中，关于和平的故事往往决定话语权的归属。长期以来，西方讲述的是一个称作“自由和平”的故事。“自由和平”生成于西方文明的实践，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民主和平论”政治学理论的结合。“自由和平”主张在经济上搞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搞竞争型民主，其理论内核是一个关于和平的终结论式的假设，即只有建立起自由主义标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和平。自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和平”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历经战乱后开始重建的国家，更是成为了“自由和平”的实验场。

中国和平崛起终结了“自由和平”的元叙事，表明实现和平还可以有其它路径。中国的成功源于将和平与发展这两个理念相结合，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全新的和平故事—“发展和平”。“发展和平”生成于两个层面的实践：在中国国内，走的是以稳定为前提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道路，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大国大面积地消除了贫困，改善了民生，人民过上了和平、康宁的生活；在国际上，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以及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等经济活动，帮助它们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支持它们走上和平之路。“发展和平”否定了“自由和平”基于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相信各国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同时，只要能够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要务，照样能够得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