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变化：新社区里互不相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认为，中青年人是农村文化和习俗的主要传承人，因为年轻人是最活跃的群体，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活力。他们离开了农村，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农村的社区、村庄文化和习俗传递缺乏活力和出现断层。包括一些很好的乡俗民约，没人去推动和执行。
专家表示，乡村的治理、矛盾调节、纠纷处理需要精英权威。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家族组织等约束力降低，而随着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乡村社会精英和权威衰减。“一些农村的家长里短事件，在缺乏相应权威调解之下，容易酿成惨剧。”贺雪峰说。
碎片化、陌生化和缺乏整体性，也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以前在自然单元里，由于人们要共同务农、共同生活，大家都构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互动的关系。城镇化后，每一个人基本都被分割在自己的小单元里。特别是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村庄，集中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原本就缺乏了解。”刘正奎说，现在我们的很多农村新社区缺乏关系网络。
青海省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燕庆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农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部分发展能力弱的人群对生活信心不足，陷入紧张、焦虑等不平衡状态中。而基层往往忽视他们的心理特点，对发展落后的人群如低保户、贫困户仅仅是简单地发放补助资金等等。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还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专家表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连接的纽带进一步减少，基层的“小官大贪”现象也加速了部分村民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遇到问题如何解决、找谁解决成了一些农村居民的最大纠结。这些都可能造成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风险。
农村与城市，甚至县城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期差异都可能导致部分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和无助感等。专家表示，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
救治现状：认为看心理医生不光彩
舒曼告诉记者，他曾到一个村调查，这个村里有两三户外姓，其中有一个外姓人一直觉得村里人对他不友好，会害他，他连村里的水都不敢喝。“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害妄想症，但在农村，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在农村，很多人有心理问题，但往往被当做是性格古怪、脾气不好等，其背后的心理问题就这样被掩盖了。”舒曼说，更糟的情况是，在农村，即使有人知道有心理问题也不会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不光彩、见不得人的事。
专家表示，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认知不足。心情不好，常人都有，但如果持续很长时间还是不能从中走出来就需要提高警惕。很多人由于知识缺乏，抓不住这个信号。二是讳疾忌医。很多人一听说精神上有问题，就会觉得自卑而回避，不愿意去医院看。第三，即便想去看了，没有相关服务。第四，服务的质量不高，看了没有效果，或者状况更差。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元冲村做了17年村医的黄以军告诉记者，农村居民看病主要是生理疾病，基本没遇到要做心理咨询的，村里人基本都不懂这个词，就是咨询我，我也不太会。
金寨县花坊店乡卫生院院长蔡文慧坦言，在乡镇卫生院做心理咨询根本没有专业人才。记者在安徽阜阳临泉县、安庆潜山县、亳州市谯城区调研发现，各地不说村卫生室，即便是乡镇卫生院，也基本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黄桂珍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中心小学唯一的兼职心理教育老师，每周要上14节课，其中12节文化课，2节心理教育课。2014年，黄桂珍获得机会到南昌参加江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培训班，今年她还想去，但没有轮上。她说，全县20余所学校，每年去参加心理教育培训的指标只有1个，只能各家学校轮流去。
黄桂珍的主要工作是五年级的数学课，心理教育只是她的兼职工作。黄桂珍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抽时间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里的状态，一旦放学回家自己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目前在不少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严重不足。
“心理健康问题虽然隐秘，但是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即使村民们不能觉察，家人也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引起家庭、社会的足够重视。”赵悦玲说。(半月谈记者 苏娅 陈尚营 郭强 王大千)
扫除农村“心病”阴霾
解决好农村居民的“心病”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疏导和救治，把心理疾病纳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范畴，同时也要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
预防与治疗体系的系统建设
摸清基本情况和利用现有力量是第一步的。专家表示，我们可以委托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完成摸底建档;利用关工委“五老”队伍，有序组织“五老”中坚力量，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爱模式。
对其他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人员和家庭也要重点关注。“一些经常与人发生争执和冲突的人，一些在村里情绪低落，不爱说话的人，都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定期走访、疏导。”河南杞县葛岗镇派出所所长唐齐斌说。
专家表示，可以在农村中小学、普通高校和农业技校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在农业科技培训中增加心理健康讲座，通过农民子女、农村大学生、农业科技能手向农村居民辐射, 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同时要加强观念的引导，消除认识上的误区，让他们知道心理问题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感冒了发烧了就要看医生，有心理问题也一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表示，我们要把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去，病情严重者应纳入医保的报销体系中。
“其实农民更需要也更容易事前疏导，但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心理健康这一块真的很陌生，希望能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跟我们讲一讲，带着我们一起做一做。” 河南新乡县郝村妇女主任张成萍呼吁说，希望能够引入社会力量，在乡镇卫生院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咨询人员。
“在福建宁德是通过村医体系来做一些事情。”刘正奎说，我们开发了全科式医生工作站，把仪器微型化、便携化，既能够测量血压、心电、尿样，也能监测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等。测完之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整个数据全部上传，反馈到后方，然后我们就在宁德市人民医院成立一个诊断中心。经过诊断没有问题的，立马通过短信反馈给村医，如果有问题，就分到相应的科室，由专家进一步诊断。变坐诊为走诊，提供精确服务，这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有针对性的治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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