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结构：我国特大城市的未来形态

我国特大城市该走向何方？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将城市形象地比作是一种“容器”，认为其魅力就在于可容纳诸多要素与丰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经典比喻放在今天依然适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在文化向心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尤为明显，正是“共享”“学习”“匹配”等机制的作用为其带来了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使得大城市无论在就业岗位、公共服务水平，还是发展机会、文化资源上都具有十足的吸引力，继而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与经济活动。然而集聚是有极限的，特大城市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涌现，“留在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广”的争议不绝于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成本攀升、空间无序蔓延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城市的魅力。

近年来，为了缓解中心城区的拥挤，同时考虑到发展的需要，北上广深等国内主要大城市借鉴了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及理论，在总体规划中均提出建设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目标。同时，新城新区建设之风盛行。例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于2013年对辽宁等12个省区进行调研发现，12个省会城市均提出建设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市中的133个和161个县级市中的67个也相继开展新城新区建设计划①。行政中心外迁是新城新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力。据统计，自1994年至今，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34座城市的行政中心已经、正在或计划搬迁②，其中不少试图凭借政府驻地的外迁转移带来功能在城市外围副中心再度集聚。

尽管郊区新城、城市副中心等规划理念已经渗透到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实践过程之中，然而现实成效并不如预期乐观，一些新的问题开始涌现，甚至将特大城市推向了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以郊区新城为标志的副中心建设，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吸引力不足，并不能有力地阻挡中心城区的扩散与蔓延，摊大饼现象有增无减；郊区新城建设伊始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就业岗位不足，自身发展动力不强，住在新城的人依然要到中心城区就业，通勤成本较高，加之缺乏高品质的公共服务配套（如医院、学校等），多数新城仅是“卧城”而非综合性、独立性较强的副中心。个别新城新区甚至有沦为“空城”“鬼城”的嫌疑。

这让我们不禁发问，缘于规划理念的多中心空间形态是否仅仅是理想的乌托邦？这样适度分散的发展理念能否在效率上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国家新型城镇化要求逐渐打破户籍限制，将导致人口流动和重构城市空间结构的时间窗口出现，我国特大城市空间发展该走向何方？如果多中心战略本身是科学的，又该怎样推进？这些问题目前都找不到满意答案。然而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空间结构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疏解与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