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条件是,新动力形成并部分有效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新动力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二是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
而在体制和政策上,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是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特别是中高级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如调动科学家、工程师的积极性,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有效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在全国形成若干个类似深圳这样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依靠更具前瞻性、进取心和侵略性的前沿创新型企业家而非眼光有限的套利型企业家;更多地依靠具有长期稳定预期、专业化、精致化、耐心与韧劲突出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减少泡沫和其他非生产性套利的诱惑、干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等,当然,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必须有实质性转变。
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轮经济增速回落的底部有可能出现在2016年的年中左右。如果投资增速趋于稳定,企业利润稳定或有所回升,PPI由降转升,可以大体判断增长底部开始出现。初步测算,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今后几年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左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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