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三个基本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正确理解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一、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形成的客观依据

人类以群居的方式存在，在集体的分工与协作中进行再生产，在原始部落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社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作为维持秩序的“国家”出现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观念世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各种价值观念。《尚书》记载：“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尧最后将权力禅让与舜，体现了远古时代的政治文明，这种文明正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尧的“允恭克让”等美德引领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进而有了家族和睦、万邦协和。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建立在美德之上，通过认识与遵循“道”、推崇与遵循“德”构筑了一套价值体系。经由儒家的传承，古代中国确立了“礼治”的传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以恢复周朝礼制为己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通过个人的“克己”以达到“复礼”，在“君臣父子”的秩序中确立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这构筑了后世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

简言之，古代中国确立了一套处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其突出特征是遵循天道、坚持民本、推崇仁德。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第一个高峰。孔子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国家建立在“直道”“仁道”之上，“顺乎天而应乎人”，因而具有了正当性。这便是中华文明的道义基础，在国家层面反对暴政、霸道而主张仁政、王道，在社会层面推崇和谐、和睦、包容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层面崇尚自我修养、培育美德。这套价值体系成为几千年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精神信仰，支持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近代以来，在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更加复杂，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重大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破了传统的封建藩篱，在市场经济和城市生活中形成了市民社会。伴随着思想的启蒙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国家机器更加庞大，市民社会迅速成长，公民在启蒙中走向觉醒，这成为现代社会变迁的基本态势。黑格尔较早地关注了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市民社会的成长揭示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马克思站在新的立场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进行了分析，进而创立了唯物史观。他提出，人与人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则形成各种阶级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与斗争构成一条主线，国家则是统治阶级维系统治的暴力工具。由此可以推论，在以往的社会里，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对抗性关系，社会主义则要克服这种对抗关系，在新的经济社会基础上确立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将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国家将成为为人民谋求公共福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与演变，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中提出了超越现实社会对立与冲突的方向。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要超越以往的执行阶级统治的国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社会组织。他说道：“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1]

社会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之上，价值观构成贯穿社会系统的血脉，表现在国家、社会、个人等三个层面。国家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其正当性的基础。国家的存在依赖于民众对其正当性的认可与接纳，现代政治的进步则表现为不断拷问和反思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逐渐流行起来，进而推动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法则。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维护社会的秩序、确立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形成了各种宗法制度、村规民约等，这成为国家法律之外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规范。个人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公民的基本素养。不仅国家和社会需要有道德、守秩序的公民，公民个人也需要确立人生的坐标和行为的规范。所以，所有文化都重视教化人心，不但传承谋生的技艺，而且传播做人的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套体系，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中共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致说来也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面。那么，如何理解这三个层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