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新思路是什么？（5）

五、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一个老故事，也就是说，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两者都要密切配合。这是因为，它们的操作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而且，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货币资金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们有所忽视。可以说，至少在宏观调控的决策层面，这个问题并没有被认真、系统地提出来。现在，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忽略两者协调配合的状况必须改变。

为了更好地塑造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配合的框架，我们首先必须分析经济、财政和金融领域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一个变化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经济活动都金融化了，或者类金融化了。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渗透进了金融因素，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用金融运行的机制来运作。财政活动的金融化现象也十分明显。一方面，财政支出越来越依靠发债来筹资，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国库资金也在采取金融运作来进行管理。事实上，去年关于预算法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财政、货币两大当局在争夺国库现金的管理权。在国外，国库现金管理早已形成制度，由于国库现金大规模采用金融的办法进行管理，很多国家的财政部事实上在发挥第二央行的功能。问题在于，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巨额的财政收支事实上都在发挥货币政策功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倘若我们对此不查，宏观调控的很多问题就会陷入盲目。

反过来说，金融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是，所有的金融问题归根结底又都是财政问题。这一点，在金融危机期间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关键在于，金融部门出的所有问题，最终都需要使用或依托国家信用来解决，要靠国家的资财来“吸收”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即便像美国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家，在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之时，也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所谓金融系统的国有化，就是用财政政策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研究。40余年前，我国金融学界的泰斗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写过一本《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的书，其中有一章叫做“犬牙交错的结合部”，描述的就是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货币资金关系。老实说，相比40年前，我们目前是倒退了。如今搞宏观研究的，很少关注两个部门的资金关系，也很少关注两大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当然，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在危机之前，我国的主要任务还是反通胀，有一次在讨论宏观政策时，财政部一位副部长说：近年来中央国库现金日益增多，增加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无意间支持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说，这一表述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力。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像这样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和政策是太少了。

最后，我谈谈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问题。在全球化下，宏观政策不再是一国的政策，任何国家的国内宏观政策都有其外溢性，无非只是大小问题。毫无疑问，美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性最大。近年来，中国宏观政策外溢性也在逐步增大。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日益重要了。我认为，关于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有五个变量必须关注。第一个变量是利率。因为现在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跨境套利现象越来越多，对国内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第二个变量是汇率。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经济中，汇率的重要性比过去提高了。我不主张实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主张的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货币制度应当是比较适合像中国这种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模式。这样，确定怎样的制度，如何进行管理，就是一个学问。第三个变量是资本流动。这几年，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巨大影响，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跨境流入流出，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可能不大。今年，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双降，但是，由于进口下降更快，顺差反而增大了。这种状况就很棘手。如何管理好，是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第四个变量是货物与劳务的贸易。全球贸易增长率已经连续三年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它表明，我们正经历着“逆全球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无疑也是新挑战。第五个变量是国际收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主要应当关注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而要全面、准确研究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就必须将诸如资本项目开放等等问题纳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总框架之中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