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离场，发言人制度珍重！

王勇平，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因“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两句话成名，成为舆论炮轰的对象。此后，他告别新闻发言人生涯，远走波兰，成为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去年，回国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兼秘书长。今年11月25日，即将退休的王勇平，接受了媒体采访，坦言“没替谁背黑锅”。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场足以载入新闻发言人课程教科书的发布会，成为中国官方新闻发言人制度绕不开的“结”。4年后，随着王勇平的离场，随着公共监督的成熟与完善，随着中国政治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演——很多当年意犹未尽的思考，终于可以大方地“脱敏”，并在科学与理性的维度上，体察并镜鉴民主政治的发展。

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场失败或僵化的发布会。抽身当年的语境观之，仍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正面价值可待传扬：这是一场事发后26小时便召开的发布会。用王勇平今日的话说，“加上2011年新媒体刚刚兴起，我们对如何在那种舆论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还没有经验；又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高铁事业有很多不同看法，铁路自身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次事故死伤了那么多人，性质非常严重，媒体反应强烈，甚至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作问责的对象，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问题。”

梳理下来，其实这场发布会之所以会出现差强人意的场面，无非几个因素使然：一是错失了“第一时间”。比如天津爆炸事故后，8月13日下午16时30分，距离爆炸发生约17小时后举行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即便如此，民众对于地方部门的反应速度仍颇有微词。26小时后的发布会，在信息不对称的当年，相较于事件重大性，确实显得非常迟滞。二是权力部门缺乏应对新媒体环境的基本能力。网民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微博等客户端的突飞猛进，舆论监督意识的水涨船高，对于不到而立之年的当时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都是亟待新范式直面的巨大挑战。即便是在今日“互联网+政务”成为新常态，融媒体成为寻常词汇的背景下，贵阳市住建局局长仍在媒体监督下慌不择言，“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局长，我就是过来看工作图的。”可见，官员的“媒商”，权力的“发言”，在今天仍是令人倍感焦虑的重大课题。更加之，高铁贪腐疑云当年尚未厘清，各种体制性问题的历史纠葛，难免“移情”于不成熟的发言人制度、甚至发言人本身。

一言蔽之，王勇平的内心世界静若安好，不代表在其转身的时候，这个时代无须还其小小的公道。

当然，相较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履，这样的公道似乎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如今一晃是30多年过去，回头看看，相较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这30年，似乎产生了严重的不匹配感。不谈专业而诚意的发言能力与技巧，原本我们以为会终结的“不发言”、“不会发言”等粗放形态，依然在各地公共事件后屡屡魅影重现。时至今日，类似“鄂尔多斯部分官员占用草原牟利 发言人以沉默回应”等新闻，仍不鲜见。

顶层设计的共识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不单单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问题。如何让各类新闻发言人“敢说”、“会说”、“及时说”，不能每次都靠领导授意：舆情预案的执行，发言技术的升级，支撑系统的发力，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这个风险社会，深度改革必然带来各种阵痛，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要成为和谐社会的增量，唯有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