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反磨擦斗争（２）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