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是摆脱“左”和右错误思想行为的锐利思想武器。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教条。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普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都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好，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的问题。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抵制和摆脱“左”的教条主义，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在生死危亡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我们不坚决抵制和摆脱西方普世价值的教条主义，就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他们的普世价值为绝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