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反腐下的官员心态调查（2）

如何看待高压反腐之下一些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

当前，由于制度低效短效运行而积淀的管理熵加大了制度执行的难度，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尤其是吏治的腐败极易动摇党的价值基础，损害党群关系。高压反腐使这一现象被迅速遏制，并使得一些谙熟“潜规则”的官员失去流动路径，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借助复杂环境消极执行政策。而在完善运行的制度体系发挥作用之前，这些情绪的相互激荡，使得官员群体容易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感。这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令许多官员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中对上级和中央的依赖性剧增。此外，在原有的权力运行框架内，制度运行的弊端让腐败分子有机会恣意妄为，同时也使得工资收入总体不高的干部群体拥有了获得灰色收入的可能性。笔者始终认为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但是低薪蚀廉的现象是必须面对的真问题。高压反腐一旦离开了制度改革，长期被特殊利益群体刻意模糊和掩盖的腐败问题容易泛化到作风建设领域，使越来越多收入不高的干部被刻意制造的不满情绪裹挟，从而营造出“反腐过头”的荒唐论调。

高压反腐之下出现的为官不为，是官员对抗反腐、消极履职、缺乏担当？

讨论官员心态，绕不开为官不为问题。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官员对抗反腐、消极履职、缺乏担当的体现。但是，与其说为官不为是官员对抗高压反腐的心理表现，不如说是大部分官员对中央高压反腐有直接的敬畏心理。

为官不为的成因大致如下：一是一些“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措施可能存在的指导性不够明确问题。官员操作起来既有巨大的灵活空间，也有触犯政治和纪律的风险。其结果是许多官员宁可观望，也不愿意大胆闯、加油干。二是制度不健全构成的行政风险。在常态管理逻辑下，领导批示、政策法规都是官员行政的重要指挥棒，高压反腐极大地打击了传统权力运行的随意性，使得官员在制度边沿游走的风险剧增。在责权边界不清、权力约束机制和保护机制都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做得越多，可能被人抓住的“小辫子”也越多，不作为就成为许多干部规避反腐剑锋的重要选择。三是在财富增速快于制度建设的阶段，一些干部热衷于权力寻租，将公权变为私器。这类干部对高压反腐有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并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和社会失序来消解中央反腐的决心。

基于此，在加快制度建设的同时，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变为发展的具体实践。党和政府需要有容错机制和试错空间，形成保护和激励干部敢作为、想作为还不违法违纪的政治环境。对于因“不敢贪、不能贪”而不作为的干部，则应该依法惩处。惟其如此，方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