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施救免责，法律如何改造人心？

为了解决突发疾病现场第一目击者“不敢救、不会救”的社会难题，深圳拟规定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造成损害可以免责，并强制公安、学校、公园、交通站点等重点单位场所培训救护员的比例。目前，由深圳市卫计委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下称《急救条例》)正在当地法制办官网公开对外征求意见。（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无偿紧急救护将可免责”，这一概括式、兜底性的法律表述，被媒体生动地称为是深圳版 “好人法”。通过事前豁免司法责任，鼓励陌生人在危急情境下，对受伤者采取紧急救助——这套逻辑之中，法律对社会道德生活的调适功能，又一次得到了确认与重申！那么，当清晰厘定权责关系、彻底排解后顾之忧之后，我们会否变得更有勇气，在关键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确知的是，所谓“好人”，从来都需要被发现、被鼓励，立法指向的调整，显然至关重要。

在现有法律体系内，救人者并不拥有预设的“豁免权”。其出现失误后是否要担责，一则取决于被救者及其家属是否兴诉索赔，再者则取决于司法机关依据具体情境、具体证据作出的判决。在这一模式下，救人者极可能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官司风波，甚至于最终还会损失掉一大笔民事赔偿。鉴于此，许多人为了避免“麻烦”，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于视而不见、见死不救了。一直以来，“救人者”天然的道德优势，远未转化为必要的法律保护，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立法层面，对“好人”的事先保护不力，不仅助涨了撒泼耍赖以及无端滥诉之风，也使得明哲保身的犬儒哲学成为一种流行的道德风气……为此求解，深圳版的“好人法”，自一开始就被寄予了厚望。其中，“无偿紧急救护免责”的规定，跳开了具体场景、具体人或事的限制，以“无一例外”的普遍适用性，宣示了一种具备绝对效力的“免责权”。倘若该规定能最终施行，势必会极大唤起人心善意，激发民众扶危济困的热情。

包括鼓励“紧急施救”在内，法律对公民行为和道德生活的指引，实则一个稳步的、递进的过程。规定“紧急救护免责”只是前提性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规定“见死不救者将追责”——这两个方向的立法努力，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就“法律改造人心”而言，深圳版的“好人法”未免有些力有不逮：其终究只是市卫计委所拟定的《急救条例》而已，具有鲜明的业务专属性，且法律位阶太低，司法实践中注定会遭遇尴尬。

地方充分运用自身的立法权限，先行先试试水“好人法”固然值得肯定。可是需要明确，“救人者免责”的之类的规定，因其限制了被救一方的索赔权、诉讼权，显然已经涉及到对公民权利的“重置”。兹事体大，定然离不开上位法的支持，也少不了上级机关的配合。而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激励好人为善，也的确需要整个立法体系协调联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