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2）

第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艾肯格林等在进行国别分析时发现，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由我国国情决定，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劳动力素质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逐年增加而不断改善的。因此，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每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教育阶段毕业未升学和肄业以及博士生毕业人数之和，构成了我国的新成长劳动力。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

面对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情况，我国人力资本培养战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举措，做出积极的回应。首先，通过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延伸、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多维度地深化教育发展，保持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其次，通过提升教育生产率和毕业生质量，促进人力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化。最后，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和提高培训效率，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三，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探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因素时，艾肯格林等作者发现，投资占GDP比重（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高的国家，更容易遭遇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2009年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46%，按照白重恩的比较，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后，由于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及近年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产生的资本劳动比提高，投资率甚至有进一步的上升，意味着生产同量的GDP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要素。

过高的投资率产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从实施方式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刺激政策相联系。倾向于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以及具有创新潜力的新成长企业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解决过度投资问题，根本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当前的直接着力点应该是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杠杆率和消除过剩产能。进行这类改革的关键是标本兼治，即在对存量进行伤筋动骨式调整的同时，切实从体制机制上阻断增量的形成。

第四，“创造性破坏”过程受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味着在那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衰落的同时，顺应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产业茁壮兴起，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并消亡，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进入并成长。这个过程表现为创造性破坏，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由于市场竞争决定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评判标准，因此，无论是一部分企业的新生还是另一部分企业的消亡，都有助于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高。一方面，低效率企业占用着稀缺的生产要素，甚至以“僵尸企业”的形态使资源闲置或休克。这种“僵尸企业”在任何程度上的存在，都以同样的程度降低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另一方面，新成长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在于其顺应比较优势、资源配置合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从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因素。可见，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使应该退出或消亡的企业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长企业能够无障碍地进入竞争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