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怎么看”（2）

投资放缓

主持人：

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10%，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增速回落？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伟：这一轮投资增速回落，已经持续了大约6年的时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衰退性下滑，而是我国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律使然。未来投资重点将会转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供给和民生改善等方面。要进一步释放有效投资潜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关键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投资效率。

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高投资。特别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出口增长明显加快，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供给瓶颈不断显现，重化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投资增速一度超过30%。但2013年以后，随着钢铁等重点工业产品的需求陆续接近或达到峰值，房地产多项建设指标出现历史性转折变化，出口增速回归常态，部分传统领域摊子铺得过大、产能过剩的问题逐步显露，投资增速持续下滑。

与一般的经济波动不同，这一次投资增速回落，实质是经济发展到了更高阶段的回落，符合后发国家追赶阶段转换的逻辑和规律。

2015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性变化是消费增速超过投资增速，为本世纪初以来的首次。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外需和投资，而现在正逐步转向更加依靠内需和消费。以前更多的是增规模，未来更要上台阶。结合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在技术水平没有取得革命性突破之前，投资难以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区间。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水平还比较少，目前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考虑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重大民生工程等领域还有不少投资潜力。要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必要继续增加投资。

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传统领域增加有效投资潜力。尽管房地产投资峰值期已经临近，新开工、竣工和施工面积逐步进入负增长区间，但棚户区改造、养老、文化、休闲和旅游地产需求空间还比较大。尽管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下降，但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相适应的信息、停车场、地下管廊、中西部铁路等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另一方面，新技术、新模式和新需求层出不穷，机器替代人工、研发和信息化投资比重上升、绿色环保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等趋势日益明显，新的投资增长点不断涌现。此外，“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也需要发挥重大工程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

着眼长远，当前也是发挥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协同效应、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利时机。一方面，资金成本较低。市场利率水平持续回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降至2.8%以下，政府通过发行长期、低息债券筹集资金，不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总体债务水平并不高。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比重不到60%，适当增加支出，尤其是中央政府扩大项目出资比例，不会产生严重的债务压力。

不过，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单纯依靠短期刺激、走规模扩张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关键是加快落实供给侧改革的各项任务，完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

一是减少无效投资，优化资金、土地等要素的配置。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缓慢，不仅拖累了好企业，而且还占用了信贷资金，增加了金融风险暴露的可能，间接影响了有效投资。需要尽快明确银行呆坏账处置和遣散人员的后续安置办法，扩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过剩产能削减和僵尸企业清理速度。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性干预，降低价格、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扭曲，让要素能够顺利配置到更为高效的领域，避免增加新的无效投资。

二是优化投资的外部环境，降低投资成本，增强投资的内生动力。在严格执行安全、环保等法律和标准的前提下，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放松市场管制，激发社会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扩大加速折旧实施的范围和力度，尽快完成“营改增”扩围，禁止征收过头税，降低企业税负，激励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研发投资。

三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引进新的投资主体。除了适当增加重大项目中央的出资比例以外，可以通过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宽准入和打破垄断，鼓励更多民营企业依法进入基础性领域，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利用今年将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契机，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引入更多竞争性、高水平的投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