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与参考的矛盾。在网络时代,相对开放的信息环境大大增加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机会,与之相伴,信息爆炸也同样带来了信息超载的困扰。为了应对信息超载,信息接受者往往倾向于依赖其固有的思路来处理信息。智库作为信息供给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投其所好的偏好选择,以增加自己的观点在信息过滤机制下“幸存”的概率。“双盲体制”的产生似乎在所难免:决策者需要超越个人倾向的多元观点作为决策参考,但是智库在提供观点时却明显带有迎合的动机——首先研究决策者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从中摸索意图,然后以决策者的意图为蓝本提出政策建议。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决策者始终不能得到多元的决策参考,智库始终不能领会决
策者的真实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将如何分辨到底是智库在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建议,还是决策者在为智库提供研究方向?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矛盾。虽然从事基础研究不是智库的主要工作,研究成果也不是智库的最终产品。但是对基础研究的积累决定了应用研究的价值。缺乏对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的学习,将会影响智库(成员)对于基本社会规律的认识,破坏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由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的产出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所以从事基础研究需要具备相当的定力与担当,唯有“甘做板凳十年冷”,方能“文章不写一句空”。那么,从智库成员个人的角度讲,有谁甘愿维持基础研究与政策应用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智库机构的角度讲,又该如何划清自身与科研院所之间的边界?市场与立场的矛盾。智库影响力是智库存在的基础,但是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却不能统一,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甚至存在一种“跷跷板”效应:一旦研究成果成功转化成为政策(政策影响力增加),那么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智库将失去对其观点的冠名权,甚至在公开场合需要对此讳莫如深(社会影响力流失)——这是对过去政治传统的继承:所谓幕僚,即帷幄中的参谋,爱出风头是大忌。所以,政策影响力的极大化造成的将是社会影响力的极小化。作为相对独立运行的机构(主要是指人事独立和经济独立),缺乏社会影响力将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注入与人才供给;而单纯依靠政府或某个机构的全额拨款,其价值中立又将难以体现。
思考智库的改革与未来的发展,不应该被“智库”这个称谓限制了思维和视野。毕竟在原有的基础上,单纯地更替或增加询政对象都不会令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发生质的改变。所以,破解新型智库建设困局的关键不在改造智库本身,而在打破相对封闭的公共决策体系。唯有将新型智库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体现其自身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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