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2）

主要思路和有关建议

当前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结构调整主导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存在明显不同。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中的几次小幅回升波动表明，加大需求管理力度只能让经济增速短暂企稳，并不能改变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趋势。要适应从数量型追赶逐步向质量型追赶，从过去铺摊子、上规模转向提质量、上台阶转变，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加大资产重组力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增强经济内在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

一、优化投资结构和扩大有效投资。当前，我国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存在不少短板，一些基础性、战略性的领域投资明显不足，增加产业升级投资的要求也非常迫切，有针对性的扩大投资十分必要。一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类投资。根据调研，2016年有提升自动化水平意愿的企业比重达到了65.9%，有迫切创新意愿的企业比重为82%。二是鼓励发展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养老设施，提升消费能力，强化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三是落实公平准入，加大电信、航空、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四是加强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

二、加大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的清理力度。严重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缓慢，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而且金融风险也迟迟得不到有效化解。应积极借鉴以往国企脱困和债务风险处置的做法和经验，为清理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创造条件。一是确定产能削减目标，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应该与地方产能核减相挂钩。可委托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或设立省一级层面的专业资产处置机构处理产能出清中的资产、债务问题。二是积极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出清产能。如建立全国性的过剩产能交易市场，在合理分配过剩产能退出指标的基础上，允许产能指标跨区交易。三是加快出台人员安置、资产处置、破产重整等指导意见和具体政策措施，恢复实施政策性破产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加强司法机构与政府的协调，加快破产重组、破产清算的进程。四是妥善安置下岗分流人员。通过发行转型债、将国企资产划拨社保、土地变性等方式筹集资金，支付产能淘汰过程中涉及劳动经济补偿金、社保、工资拖欠等费用。五是加快国有资本布局的存量调整，借助资本市场，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引导国有资本投资向战略性、基础性和创新性领域集中。

三、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较困难，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继续恶化，生产经营和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一是加大减税力度。继续推进建筑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的“营改增”改革，增加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范围。研究实施普惠性减税。二是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机制，降低用电成本。在煤炭持续低价背景下适当降低电价，继续增加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增加用户直购电数量，扩大电力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用电综合成本。三是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供给相对充裕，实际利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四、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解放生产力，首要是解放人。解放人，根本的是要打破体制障碍，建立适应培育新动力的激励机制，使人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一是激发企业家精神。重构企业家的微观激励机制，尊重和保护企业家个人财产权利，改善政商关系，稳定有产者预期和信心。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让创新型人才勇于创新，敢于创业。二是加快推进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适当时机，明确宣布第二代农民工享有城市户籍和相应的公共服务，让进城农民工变成无差别的城市人，激发其投入经济建设和创业的激情，扩大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释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巨大潜力。三是打破人才流动障碍。破除体制内与体制外流动障碍，鼓励专业人才在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间流动，吸引和团结一切优秀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五、积极重建地方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竞争机制对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促进地方创新和经验扩散方面尤为突出。在新常态下这种机制的作用明显减弱，地方干部中出现了“不会干”“不敢干”和“不想干”等问题，必须加快重构和完善激励机制。应调整优化地方考核体系。允许因地制宜探索，鼓励地方创新。优化决策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鼓励地方干部敢作为、敢担当，让真正想干和会干的干部脱颖而出。

（执笔：陈昌盛 许伟 李承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