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2）

改革重心始终放在提高作战指挥效能、生成新质战斗力上。通过减少领导指挥层级、缩短指挥流程，逐步由横窄纵长的垂直树状体制向横宽纵短的扁平化体制转变。20世纪50年代，我军的军区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60年代，将总部机关二级部以下由部——处——科体制改为部——处两层；90年代末期，部分陆军集团军实行军旅营体制。这些改革都为实现合成、高效、灵活作战指挥创造了条件。我军历来重视以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引领体制编制改革，努力改变严重制约我军战斗力提升的军兵种结构、比例不够合理等问题。50年代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军队建设的重点是陆军技术兵种部队和空军，使我军新型作战力量特别是空军力量得到飞速发展。从1950年10月至1954年初，空军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50年代中期，党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地作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并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历史性突破，组建第二炮兵，使我军拥有了一定的战略核反击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七八十年代，在国防费不足和军事技术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我军组建扩建陆军航空兵等新型作战力量；90年代以后，我军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大幅提高了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始终把军队改革置于国家战略大棋局之中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家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军队不是独立存在的孤岛，与国家、社会各组织系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系统。我军历次改革始终放在国家战略大棋局中筹划，在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中推进。

军队改革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20世纪50年代，我军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军队总员额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50万余人，缩减到50年代末的249万人；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步下降，由1950年的41.1%下降到1959年的10.5%。这些重大举措，既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及“二五”计划的展开，又保证了军队发展的基本需求和改革的顺利进行。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前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出现偏差，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由此被延缓。80年代中期，适应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新形势，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实施百万大裁军，开辟中国特色精兵之路。90年代末，中央军委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相衔接和配套的，体现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形成了二者良性互动的局面。历史表明，军队建设和改革必须在国家改革发展的总战略下来谋划。武装力量规模的确定、体制编制的改革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既要满足军事、安全需要，又要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

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形成政府部门支持和参与军队建设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政府部门以何种方式参与、何种程度参与，都直接影响到军队改革的进程和成效。20世纪50年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务院和军队通过设立共同参与的专门领导机构或依托既有机构，共同进行改革的设计；通过合理确定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调节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使两者保持基本协调的状态；通过军地统筹协调，妥善安排被精简人员，保障分流与消化顺畅衔接。这种模式，对于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历史表明，只有政府部门大力支持配合，加强军地间政策制度对接，才能保证改革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