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

我军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不断寻求自我超越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进行了以精简整编、调整体制编制为主要内容的13次改革，其中20世纪50年代4次，60年代2次，70年代1次，80年代3次，90年代2次，21世纪初1次。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1975 年开始的整顿，使军队建设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8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军队建设的重大转变，迈出了由摩托化到机械化的关键一步。90年代以来进行的改革，推动我军完成了向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的转型，并走上了继续进行机械化改造的同时全面展开信息化建设的道路。总结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历程，探索和把握军队改革的特点规律，对于凝聚改革共识，推进改革进程，圆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决策部署，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深远的启发意义。

始终把握健全完善领导指挥体制这一关键与核心

领导指挥体制，包括建设管理体制和作战指挥体制两个方面，在军队组织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军队的组织功能和作战效能，是军队管理和作战的中枢神经。领导指挥体制的调整改革，历来是我军重大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着眼提高效能，优化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在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中，对各级管理和指挥机构职能、权限及其相互关系的明确界定，是这些机构正常有序运转的前提。1954年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了中央军委、国防部的职能、权限及其相互关系。通过赋予总参谋部以联席会议形式组织各方面协同活动的职权，解决各总部共同的有关问题；通过赋予总参谋部和大军区司令部领导陆军各技术兵种的职能，形成总参谋部兼陆军司令部——大军区司令部兼战区陆军司令部——陆军各级合成部队司令部的体制。从我军历史看，调整优化机构，明确各机构职能定位和权力边界，是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着眼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落实，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军事制度，是我军历次改革始终遵循的最高准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通过多次调整改革，逐步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及机制，特别是确立和完善了军委主席负责制，从最高领导权层面确保了我军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重新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担负对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是军队最高统帅机关，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1982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委既是中共中央的军事机关，又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与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指挥权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统一。军委主席负责制，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要义，反映了国家军事领导权配置的普遍规律，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最高实现形式。贯彻落实好军委主席负责制，对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始终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提高战斗力。离开了检验改革成效的战斗力标准，改革就可能走样。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战斗力标准统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检验改革成效，是我军改革的重要经验。

改革目标始终放在有效履行军队使命任务上。有效履行军队在不同时期担负的使命任务，既是改革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中央军委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目标。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1956年，又确立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军队改革在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方针总任务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引下全面展开，有力地加快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我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10年中，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完成了我军建设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60年代前期在战备背景下进行的军队改革，根据不同部队职能任务，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编制原则，实行不同的编制。由于符合实际并留下充分的调整余地，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军作战部队编制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