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

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在20世纪初首次提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1959年，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重申“两种文化”分裂的警示，引发社会空前关注，也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是否是先天的？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关注世界本源问题，相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本源演化而来，企望通过外在世界寻找真知来把握世界。这种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道德经》中也不难发现。从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关注的目标开始转向以人为中心。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苏格拉底则更进一步，贯彻“认识你自己”的哲学追求，将关注焦点诉诸人的精神自我。自此，作为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科学与人文蒙昧共存，但这一时期科学仍蕴含在哲学范畴之内，那时科学在西方被称为自然哲学。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对世界的观察和解释中出现了神秘色彩的宗教神学，并占领了认识的主导地位。但认识经验特别是解剖学的发展让不满足于宗教解释的人们回到古希腊文化中寻找智慧，并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将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神本价值转为人本价值，人的理性得以张扬，这成为近代科学萌芽的土壤。人文精神的发展推动了宗教改革，进而影响到政治领域，为近代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天体运行论》、万有引力和力学三大定律的问世宣告了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与机器化大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等进一步加强了现代科学体系，科学越来越成立独立的存在。

伴随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人们对科学的力量越发信奉，进而发展成科学主义（也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思潮。科学主义视科学研究方法为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唯一正确方法，将科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与此同时，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将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却又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控制了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价值危机，使人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无所适从。

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而人文主义发展到现代及后现代阶段，涌现出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极致非理性，完全否定科学价值。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世界的本质归属为意志，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否定人的理性存在，主张只有通过直觉、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才能认识世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