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治强：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成就、问题与政策选择（2）

二、应当重视的问题

中国老龄化问题从引起全社会关注，并从认识转到政策性应对，这一过程还相对较短，尽管“十二五”养老服务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在政策和实务中仍然存在一些偏误和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人口老龄化形势判断过于悲观，养老服务需求被夸大。按照国际标准，中国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其中患上老龄“恐惧症”的大有人在。理性分析，虽然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确实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远影响，但同时也表明，社会的发展使人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人的寿命得以延长，从而人力资本的贡献周期也得到了延长，这符合自然规律。从需求看，中国2亿多老年人并不是都需要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的核心内涵应当是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其外延包括生活性照料、护理、精神性慰藉等，而所谓保洁、助餐等服务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养老服务。低龄老年人和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基本不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介护和照料性养老服务。而真正刚性需求人群是那些高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根据现有基数这些老年人总量不超过4000万人。我们在发展养老服务时，往往混淆了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导致夸大了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这无疑跟时下过于悲观的人口老龄化论调有着莫大关系。

（二）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不足，供给侧政策乏力。近年来,有关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服务的政策导向性异常鲜明，比如优先保障用地供应、税费优惠、财政补贴供方等。这些政策属于供给侧政策，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给潜在供给者画“一张饼”来引导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但是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往往并不取决于决策者的良好意愿。现实表明，社会对供给侧政策的敏感性没有预期得高，政策性利好没有得到有效回应。现在看来，一方面是政策红利还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利益刺激，另一方面，应该与中国现阶段上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还大为不足有关，换言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养老服务市场。一种市场的形成，一般先有需求，在需求的拉动下才会产生供给，需求和供给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在趋向均衡的过程中实现市场的资源配置。而养老服务作为以“服务”为产品的市场，显然还处在发育过程中。一方面，潜在买方的支付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不得不买的刚性服务又缺乏供给，而仅有的供给又超出了一般人的支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性刺激供给的政策往往难以奏效。中国现阶段，老年人及其子女真正关心的养老服务是护理、照料性服务，而且需求刚性较强，因此支持性政策应更多向这个方向瞄准，突出供给引导的同时，还要注重增强老年人的购买力。

（三）公办养老机构的定位有偏差。公办养老机构是政府对贫困老年人履行托底性养老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2014年全国登记养老机构2.84万家，其中公办事业编制登记1.36万家，占比47.9%，在院对象中“三无”和五保对象占比59%。公办养老机构较好地落实了国家设立公立机构的宗旨，使低保家庭、五保对象等贫困老年人实现了老有所养。同时，一些地方的公办养老机构同样对社会老年人开放，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排队轮候成为常态。免费接收贫困老年人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向社会提供收费性养老服务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应该说，公办养老机构设立的目的，在于使养老服务这一所有社会成员都会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能惠及到贫困老年人身上，最终实现养老服务人人可及，并且符合社会公平。公办养老机构接收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如果没有一套科学严格的评估制度，如果用“谁付得起谁住”的市场法则，必然造成公共福利分配不公，从而制造社会不平等。从这个角度看，公办养老机构的定位还有些偏差。

（四）公办养老机构的示范性作用发挥不够。公办养老机构是被赋予特殊功能的公益服务机构，除了担负贫困人口兜底养老保障的功能外，还应该发挥服务的示范性。这种示范性，不仅通过公办机构一流的服务和管理为民办机构树立学习的标杆，而更重要的是解决养老服务市场供给“失灵”问题，向社会提供民办机构不愿提供的服务，在服务供需对接上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但在现阶段，公办机构不仅没有与民办机构形成合理分工，而且与民办机构形成了同质化竞争。当前社会对养护型和护理型养老服务的需求较大，而提供这类服务的成本高、风险大，且需要打通医疗资源，导致市场供给不足，公办养老机构应当聚焦于这些方面，为社会提供示范。

（五）养老服务政策的系统性有待提升。近年来中国养老服务政策不断丰富，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走向完善。然而养老服务政策还比较零散，呈碎片化状态，欠缺系统性，且政策出台的时机、节奏和背后的逻辑也看不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脉络。

未来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和养老服务的巨大需求，决定了必须对养老服务发展中存在的“短板”保持清醒认识，对一些“误区”进行理性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