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2）

对于经历第二次转变的马克思来说，批判黑格尔的直接目的在于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错误，而从“实证的历史科学”出发，“辩证法”不过是黑格尔用来“完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发生的抽象力量对个人统治的概念工具罢了。这也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告别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在这个远离辩证法的第三阶段中，有关“货币”和“价值”背后市场规律的发现，“工资”变化中资本剥削秘密的揭示，特定“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剖析等等，都为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东西”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发现”辩证法，深刻理解并彻底改造“头足倒立”着的黑格尔的过程。1858年初，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中第一次重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认为“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也就是说，辩证法构成了《资本论》“叙述”方法的本质特征。用恩格斯的话说，“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际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然而，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之为基础的方法，并不只是思维“抽象力”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且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在这个意义上，伊里因科夫的判断一语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最终产生的结果，同在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那里作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后果而出现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探索，就应该在正确理解“主谓颠倒”的思想史意义基础上，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批判并超越本身“用头倒立着”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之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