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绪论（二）：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2）

要敢走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尊崇老祖宗。连毕生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的末尾也感叹：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奋力冲破老祖宗的陈规陋俗，但到了晚年老祖宗的阴魂似乎不可避免地又缠绕到他和中国人民的身上。

如何对待老祖宗？中国人往常最经常的做法就是“两个凡是”——凡是老祖宗说的话都得照办，凡是老祖宗做的决策都得遵循。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承人华国锋对待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但邓小平就不一样，他对老祖宗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说老祖宗的话要分析，对的就继承，不对的就放弃。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老祖宗”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洋老祖宗”，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这些外国来的“老祖宗”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需要认真地去研究和分析。

“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对待老祖宗的第一个态度。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这里说的“老祖宗”，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所创立的主义和思想。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的先进性的根基所在。丢了这些“老祖宗”，就丢了思想的根本，必将引起人们思想的大混乱。

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坦陈心迹，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后来说过，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鲜明、坚定并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多次表示，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晚年所犯的错误。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分寸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人们仍然必须承认邓小平没有丢弃老祖宗留下的正确理论，是一种远见卓识。

但是，邓小平非常清楚：“老祖宗”并没有为中国如何改革提供方案，换句话说，中国往何处去？从“老祖宗”的书本里找不到答案。所以，邓小平鼓励他的同事们：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要解放思想。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是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方面尊敬老祖宗，不丢老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倡讲新话，走出一条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子。邓小平讲的新话很多，概而言之，有三点让世界人民印象深刻。

第一，邓小平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说出了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一大胆突破和后来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活跃并丰富起来，也迅速发展起来。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果断决策，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和战略主动。这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第二，过去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直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要求搬到了初级阶段。而这一点，又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邓小平把中国拉回到现实中，他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就为我们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第三，过去的社会主义世界曾经固守僵化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体制，简称苏联体制，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对改革的作用和意义作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时强调，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从而打破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能够敏锐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种信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从未有过的开放局面。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