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绪论（二）：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3）

总设计师：基本路线要管100年

傅高义（Ezra Vogel），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长期研究日本与中国，曾写下畅销书《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2013年，傅高义历时10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出版发行。2014年，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夕，傅高义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专访时称，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无论谁成为中国领导人，都会走上改革之路，但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能像邓小平那样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如此成功。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傅高义教授则给邓小平冠了一个美国人更熟悉的头衔——总经理。傅高义说，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因此，傅高义教授更愿意称邓小平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傅高义评价说：“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对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傅高义最后说：“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在北京登上了去往中国南方的专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巡视谈话。他的这次旅行历时一个多月，谈话是断续进行的，谈话要点后来被收集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篇名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的文章被简称为“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官方著作的压卷之作，被排在最后一篇。所以，这篇“南方谈话”也被视为邓小平为他的政治继承人立下的“政治嘱托”。邓小平的政治嘱托最重要的内容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通篇既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曲折性保持清醒，又对这条道路的最后胜利充满自信；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而且强调社会主义经过曲折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规律。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但邓小平的政治继承人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这条“基本路线”。2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面对新的改革实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又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设计图，将中国带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