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

新常态对改革开放的新要求

开放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动力正在转换，增长要实现中高速、产业正迈向中高端，“五大理念”指导下的新发展战略对开放提出新要求。即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放战略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与国内资源与市场有机整合，促进创新、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要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这也与国内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高度一致。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引进高端的产业活动、高端的生产要素、更加先进的技术，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提升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我们原来很多领域开放程度均显不足。例如，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的开放就很不够。美国和德国在早期产业发展中，都采取了幼稚产业保护做法。在产业发展的幼小早期，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同类产品进口，从而培育这些幼稚产业、新兴产业的成长。该种产业政策在历史上叫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十分必要的，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进口替代政策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是实行进口替代的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护时间过长、保护程度过高的问题，就像在温室里的花朵，难以形成较强的生命力。在中国，许多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保护过度、保护时间太长等，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的汽车产业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韩国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做轿车，但韩国轿车的竞争力在全球已不可忽视。我们仍然依靠着高度的保护政策，虽然汽车产量、产业规模已经很大，但是国际竞争力还是很弱。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在转换，原来可以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竞争，但是现在，劳动力成本已然提高，未来5年、10年还将继续大幅度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受到严峻挑战。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过程：一方面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把原来靠低成本变成靠质量、靠技术、靠品牌、靠服务；另外一方面，也要提高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靠改革，要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化落后行业的改革；靠开放来促改革，也就是需要转变原来这些资本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指导思想，要用开放发展的理念替代进口替代发展的理念。

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按照这个要求，应进一步拓展、完善空间和行业开放新格局。新格局、新战略和新体制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是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两个支撑：一是体制，就是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二是开放的新格局，既包括空间上的格局，也包括行业上的格局。

支撑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阶段中国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从当前的发展阶段出发，根据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升级的现实条件和目标来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设计，明确要求在2020年之前建成基于现阶段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支撑二：开放的新格局。首先，空间上的格局提到的是双向开放，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因为我们早期的开放比较偏向对发达市场的开放，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涵盖65个国家，其更加重视对周边国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开放。在空间布局上，沿海、内陆、沿边将承担不同的任务。对沿海地区来说，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能够引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继续创新，也就是所谓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沿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是我们落实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支点，同时也是建设国家大通道的重要载体，是保障资源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架构。加快沿边地区的开放，是落实“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一个重要考虑。目前，不少地方陆续提出了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案。例如，西安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甘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宁夏建设内部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在“十三五”期间要谋划一些可操作的举措，既推进中部地区加快开放，还要做好承接东部地区一些产业的转移；另外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这个大格局是空间布局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