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时代特征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2）

二

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因为它是以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的特点，它的发展是波浪式的，高潮与低潮、胜利与曲折、前进与后退，会交叉出现，会呈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因而，正确判断和认识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做出的科学判断，正如他所说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

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因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过去战争与革命而做出的新的判断。1939年毛泽东在《妇女们团结起来》一文中说：“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一次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这是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做出的科学判断，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的基本特征。这个判断，对于中国革命和当时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历史的演进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邓小平正是根据这种变化做出了新的判断。但是，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没有凝固化、绝对化，而是善于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他特别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明确提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清醒的认识，虽然没有改变他对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判

断，但更深刻表明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对这种阻碍和平与发展的行径进行必要的应对和斗争，而不是姑息和纵容。那种把和平与发展凝固化、绝对化的观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用阶段性的主题代替和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时代，既不符合邓小平的思想，也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据有关统计表明，冷战时期的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平均每年3.5起；而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每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平均每年约10起。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为所欲为，任意践踏别的国家主权、发动武装入侵的事件难道还少吗？近些年来在一些国家连续出现的“颜色革命”，正是“两个冷战开始”的产物。一些人借口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极力宣扬“去帝国主义化”“去阶级化”“去革命化”的错误观点，这种对时代特征的错误理解、歪曲宣传，在客观上助长了霸权主义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对时代阶段性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对国际形势分析的重要内容，就是正确估计和平与战争因素的消长变化。在这里，毛泽东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同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相结合，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关系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有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论断，并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毛泽东明确地把一般战争（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世界大战作了严格区分，提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和制止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争取和巩固世界和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对于世界大战，他始终坚持两点论的辩证观点，即存在打与不打两种可能。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如果说世界大战只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这是一回事，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又是一回事。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存在绥靖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错误政策，这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后，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结果，第二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所以，有没有这两种可能的思想准备，是大不一样的。事实上，毛泽东曾多次估计我们能够争取到多少年的世界和平，以便于进行我们国家的建设。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提出保持世界和平“25年可能”。他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同时，毛泽东关于能够制止世界战争的思想，是寄希望于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而不是等待或乞求和平。毛泽东1946年4月《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就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英等国就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当时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不敢斗争而写作的。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争取和保持

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看待和平与战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时代，是包括大的历史发展时代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大的时代在其发展过程必然会表现为若干不同特质的发展阶段，但这里首先必须坚持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大时代观点，这样既能使我们认清真正的历史发展趋势，把握我们事业的正确导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阶段性变化，把握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及时调整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很显然，假若只固守大时代而否认阶段性的变化，就会使我们陷入僵化，丧失时机，造成历史性的失误；同样，如因阶段性的变化而否定大时代，就有可能被暂时性表面性的现象所迷惑，被导入歧途，犯下更大的历史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