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了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最热门的关键词。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在经济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的背景下，寻求不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从供给侧寻找中国发展新的动力源。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学者迅速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求中国改革的端倪，这种诉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实际情况与中国却相差甚远，绝不能简单照搬。

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逻辑就是自由市场主义，这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要探究供给侧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理清供给管理的来龙去脉及本质内涵。供给管理最著名的思潮来自于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政府无须干预，市场会自动解决供求匹配的问题。此后横跨200多年供给学派经历了螺旋发展的过程。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颠覆了这种自由主义思潮，但在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供给学派又重新登堂入室。

在诸多的供给管理学派经济学家的逻辑框架里，都带着一个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比如，被供给学派奉为座上宾的弗里德曼，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它反对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主张只实行单一货币规则，以控制通胀。再比如斯蒂格勒，则强调减少对产业的管制，放开市场准入。另一个代表人物则是拉弗，他强调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企业负担轻了才能发展，政府才有长期的税收保障。

截至目前，按照西方供给学派思路进行改革并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程度效果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和德国。一些学者将这些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概括为如下九种手段：（1）减税。上述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这个手段，而且力度还比较大，其中尤其以美国为甚。1981年、1986年美国在里根总统的主导下进行了两次税收法案的修订。（2）压缩政府开支，努力打造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实际上，随着减税，也只有压缩政府开支，财政才能平衡。压缩政府开支主要是压缩政府采购、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公共福利开支。（3）金融领域限制政府的作用空间，典型的就是控制货币超发规模，货币政策改为瞄准M2的增长率，将其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与预期通胀率之和的水平上。因为控制货币超发，利率将会提高，这对于房地产等传统上依赖于资金密集投入的行业来说，将是灾难性，可加速它们退出。（4）减少甚至放弃对汇率的干预，任由其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自由浮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主要采取这个手段。（5）国企私有化，这是撒切尔夫人供给侧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把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包括矿山、机场、甚至军工企业私有化或关闭。（6）打击工会力量。1984年英国矿业联合会为对抗关闭矿山而发动罢工，撒切尔夫人果断命令皇家警察进行无情镇压，工会无条件投降。供给学派认为，过度的工会力量与过度的政府干预一样，都是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绊脚石，都应该破除。（7）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这主要表现在德国施罗德政府的供给侧改革，他认为，过高的失业救济、劳动保障措施、对企业解雇工人行为的阻挠，都会使雇主不敢雇佣工人，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施罗德力主像美国那样减少这些福利和干预措施，还权于市场力量。（8）减少政府干预，为此，撒切尔夫人关闭了原物价管理委员会，大幅度地限制国家企业局的权利，同时废除了180多项经济干预措施。（9）放松对市场准入的限制。美国国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召开了200多次听证会，对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进行论证。

这九种措施与手段能够照搬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宪法的规定不允许像英国那样对国有企业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更不能一卖了之。至于有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运营管理。

其次，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市场运行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单凭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会出现问题，即存在市场失灵，因此不可能像它们那样过度地压缩政府作用，建立起所谓的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今天中国政府手中仍掌握着庞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其资源动员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证明，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规范的框架下行使干预职能，不仅不会损害市场机制的作用，还能弥补市场失灵。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资本、轻劳动，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资本侵害劳动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为兼顾劳动者权益，让其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说，劳动力市场管制是起步晚、底子薄、力度小，这与欧洲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多年来对劳动者进行过度保护，失业救济、劳动保障、退休金等过于丰厚和僵化，以至于出现“社会保险养懒汉”的情况，因此需要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我国显然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相反，还要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