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来用：让“足够自信”建立在有效监督的基石上（2）

问责倒逼防止监督乏力

发现问题矫正监督“近视”。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监督者常常变成“近视”，有的是假“近视”，知道矛盾是什么、问题在哪儿，但怕得罪人，不敢指出来，更不敢主动去解决。有的是“真近视”，由于能力素质差，工作不尽责，找不到问题，监督无从下手。监督者发现不了问题，是国家治理中的大问题。监督者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瞄着问题去，着力解决具体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腐败和作风的具体问题，中央纪委和地方纪委有针对性地出招，有力地打击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送礼等乱象。但现实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民主生活会走过场的问题仍很突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失灵、发现问题后还当“看客”和“说客”、一把手监督难等。对巡视、审计、媒体等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必须分类处置，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纪检机关、组织部门等要及时跟进，分清问题性质，让所有问题都有明确说法；对问题整改情况，要“回头看”，防止再犯和复发。

问责倒逼防止监督乏力。如果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牛鼻子”，问责则是牵“牛鼻子”的绳。“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中央纪委开启责任追究“压力机”，真打“板子”处理人，2015年上半年就有370多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47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对少数人的问责却问醒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充分证明问责监督领域的“原子弹”具有强烈辐射性和冲击力。虽然问责见效明显，但存在的问题仍不少，如问责运用不均衡，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搞腐败的被追究多，遏制不了腐败的担责少；监督制度布局还不够合理，制度种类繁多，内容非常丰富，问责的规定却“量少质劣”。要整合问责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办法，将过去分散于各个文件中的问责办法规范整合、重新梳理，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目标考核、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对发生重大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对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不力，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严肃追究纪委的责任。要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做到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谁负责。建立领导干部插手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对违规过问下级有关事项如实登记和问责。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廉政建设与社会评价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