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民国大学教育称得上“盛景”吗？

在近年来的所谓“民国热”中，对民国大学的教育状况的评价，存在一个倾向：民国大学已渐被建构成一种“学术盛景”。如有人称民国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尊师重道、大学教师待遇优渥、学术成就极高，甚至以此来对比当今的大学教育。其实若拂去那层“一厢情愿”的心理包装与人为建构，民国大学教育的真实情形未必会令人满意。

“教授治校”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学是北方高校中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唯一隶属于教育部的大学，堪称民国新式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执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时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议：“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先后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还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 使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无隔膜,没等级差别。蔡曾在出国话别会上说：“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 职员办事很能和衷, 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有开诚布公。”这种“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民主氛围, 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赐，又利于该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实践颇见成效，引起各大学纷纷效仿。清华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东南大学确立教授会制度，复旦大学成立由教授主导的“行政院”，名称不同，实质皆较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御行政权力干预的力量。

不过为何这看似良好的模式数年后却戛然而止？其中关键原因便是该模式与中国实情多有扞格不入之处，终陷入困局。真正实现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长、教授、学生等群体协力合作，其中政府与校长的态度尤为重要。当获得政府认可的校长与教授们步调一致时，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码在表面上实行起来，否则将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视为蔡元培得意门生的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再次掌舵北大，公开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却。其实，他国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临一个与本国实情相接榫的问题。

大学教师待遇一直优渥吗？

极其出人意料且令人十分尴尬的是，作为部属重点大学，北大居然常常闹钱荒，根子就在教育部。彼时教育部可谓典型的弱势部门，经费短缺是家常便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北大自然跟着受穷。上世纪20年代，很多北大教授、学生赴政府抗议示威，并非次次都秉持什么“崇高的主义”，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吃饭问题。更加窘迫的是，因为囊中羞涩，教育部不时拖欠北大的电费与水费，导致学校随时面临断电之虞，且游泳池常年没有水。到了1926年，连教授们的工资发放，北大都已不能保证。比如青年教师顾颉刚此时之窘境，真称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迫于无奈，顾氏只好南下厦门，改换门庭谋生。蒋梦麟在《西潮》里也说：教授“通常两三个月才拿到半个月的薪水。他们如果示威，通常就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薪水”。

有财政不景气的部，当然也有殷实有余的部。比如当时外交部、交通部便油水颇大。清华大学隶属外交部，不仅学校经费充裕，可以堪称“任性”地挖其他名校墙脚，延揽人才，而且教师、学生出国深造机会也是多多，故很受时人青睐。民国上海滩有句时髦语，叫做“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金饭碗”指银行，“银饭碗”指海关，“铁饭碗”则指交通部。该部负责兴修铁路，自然财大气粗，其下属的交通大学亦惹人艳羡。首先，交大特别强调英文教育，课本一水儿的外文理工科教材；其次，校长唐文治胸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注重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西学问皆不偏废，且不愁银子问题，交大自然成为许多江浙师生的首选。